北軍的名稱武帝以下仍舊，但性質也與以前不同。武帝設置了八校尉：
（一）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二）屯騎校尉，掌騎士；
（三）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
（四）越騎校尉，掌越騎；
（五）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六）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
（七）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
（八）虎賁校尉，掌輕車。
北軍的名義雖仍存在，但已被新設的中壘校尉所並。七校統稱北軍，由中壘校尉總管。中壘校尉同時又掌管西域，所謂北軍已不是專衛京師的禁軍。至於這七支軍隊的組成方法，三支外族兵當然是由胡越的降人充當；其他四軍的士兵如何召來雖不可考，但由期門羽林的例子與當時人民不肯當兵的風氣來看，一定是由招募而來，或者也多是六郡的子弟。這是漢武帝時第一種新的兵力。
漢初戍邊的人以一年為期。但這種辦法並不妥當，文帝時晁錯已見到此點。胡人遊牧為生，往來不定，乘虛入寇，邊兵防不勝防。中央或鄰地發大兵來援，胡寇早已不知去向。所以邊兵費的糧餉雖多，效力卻微乎其微。戍兵屯邊一年，對邊情方才熟習，就又調回，新來的兵仍是生手。況且戍邊本是苦事，內地人多不願去。晁錯見到這種種困難，於是想出屯田的方法，專用囚犯與奴婢，不足用時再以厚利高爵招致良民。這些邊兵兼營農業，可省去國家一大筆軍費；都終身甚至世世代代守邊，對邊情必定熟習，防禦邊寇的效率必高。文帝聽信了晁錯的話，開始在邊境屯田。但大規模的屯田到武帝時才實行。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西北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兩郡地，加置張掖、敦煌二郡，徙民六十萬為屯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大敗匈奴，漠南空虛，自朔方以至令居（甘肅永登）屯田五六萬人。開發西域以後，由敦煌至鹽澤（吐魯番西南）又隨地置屯亭，遠至輪台渠犁（迪化以南）之地都有田卒數百人，有使者校尉負責維持，一方麵為漢在西北的駐防軍，一方麵又可接濟中國遣往西域的使臣。總理西北屯田事務的並有屯田校尉。屯兵是武帝時第二種軍力。
武帝時第三種重要的軍士就是外國兵。胡越騎上麵已經提到。此外尚有屬國騎，是匈奴兵。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帶四萬人來降，武帝劃降地為武威、酒泉郡，並置五屬國使匈奴降人居住。五屬國並不設在原地。昆邪王的舊地置為二郡，後又析為四郡，由漢人屯田，漸漸漢化。屬國都設在後方，為的是便於控製。五屬國就是天水郡的勇士縣，安定郡的三水縣，上郡的龜茲縣，西河郡的美稷縣，五原郡的蒲澤縣，每屬國都有皇帝派的屬國都尉治理。這些地方都在匈奴舊地的河南（河套）與河南以南的地帶，都是原來的漢地或已經漢化的地方。
武帝時第四種軍力就是囚徒。發囚徒為兵並不始於武帝。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陳勝勢力膨脹，二世一時來不及調動大軍，於是就赦宥酈山修治始皇陵寢的囚徒，由章邯率領去攻陳勝。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用囚徒為兵的例。但這是臨時不得已的辦法，後來繼續發兵，所以章邯部下的主體仍是正式的軍隊。第二次用囚徒，似乎是在漢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英布反時。北軍三萬人與關中巴蜀的材官隻足保護關中，不敢出發遠方；漢統一天下不過六七年，對國本重地不敢不慎重。高帝不得已，於是“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才把英布打敗。這次也是臨時救急的措置。此後八十年間，國家似乎沒有再采用這種辦法。到武帝大規模向四方發展時，發囚徒才成了固定的政策。詳情容待下麵再講。
由上述的情形我們可得一個結論，就是兵與民隔離的局麵已經非常明顯。募兵是少數或因喜好冒險，或因受厚賞的誘惑，才入伍的人，是一種職業兵。屯兵有的出於強迫（囚徒），有的出於自願，但到邊疆之後就成了永久固定的邊軍，也是一種職業兵。胡越騎與屬國騎是國家雇用的外族，更是以當兵為職業的。囚徒不是職業兵，乃是國家無辦法時強迫入伍的，但一經入伍之後恐怕也就成了終身的職業。漢武帝雖然也發郡國的民兵，但這四種職業兵的地位比民兵的地位日趨重要。這四種兵，從兵的身份上說，都不是直接由民間產生的，大半都是民間的流浪分子，甚至外族的浪人。他們既不直接出於民間，與一般的人民自然沒有多少情感上的聯係。對於國家他們也很難說有多大的忠心，不過皇帝養他們，他們替皇帝賣死就是了。一般的民眾處在大致安定的大帝國之內，漸漸都不知兵。這些既不肯衛國又不能自衛的順民難免要遭流浪集團的軍人的輕視。由輕視到侮辱，是很短很自然的一步。同時因為軍人多是浪人，所以很容易遭一般清白自守的良民的輕視。不過這種輕視沒有武力作後盾，不能直接侮辱軍人，隻能在言語上詆毀。“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的成語不知起於何時，但這種鄙視軍人的心理一定是由漢時開始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