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政府也如戰國時代列國的設法提倡人口增加。高帝七年，“命民產子，複勿事二歲”。這或者還可以大亂之後人口稀少來解釋。但由後來的情形，可看出這並不是惟一的原因。西漢最盛的宣帝之世，仍以人口增加的多少為地方官考課的重要標準，當時人口缺乏的正常現象可想而知了。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西漢末年，人口稱為最盛；然而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其化大行……百姓歸之，戶口增倍”。所謂“百姓歸之”就是鄰郡的人民慕化來歸的意思。人口增加，要靠外來的移民，生殖可謂困難到驚人的程度！
兩漢四百年間，人口的總額始終未超過六千萬。漢承戰國的法治之餘，戶口的統計當大致可靠。並且當時有口賦、算賦、更賦的擔負，男女老幼大多都逃不了三種賦役中的最少一種，人口統計當無大誤。珠江流域雖尚未開發，長江流域雖尚未發展到後日的程度，但隻北方數省的人口在今日已遠超過六千萬。漢代人口的稀少，大概是無可置疑的。並且兩漢人口最盛時將近六千萬，東漢最盛時反隻將近五千萬，減少了一千萬。可見當時雖每經過一次變亂之後，人口減而複增；但四百年間人口的總趨勢是下減的。
此點認清之後，東漢諸帝極力獎勵生育的政策就可明白了。章帝元和二年，降下有名的胎養令，分為兩條：
（1）產子者，複勿算三歲；
（2）懷孕者，賜胎養穀，人三斛；複其夫勿算一歲。
由此看來，生育的前後共免四年的算賦，外給胎養糧。算賦不分男女，成年人都須繳納，每年一百二十錢，是漢代最重的一種稅賦。“產子者，複勿算三歲”，未分男女，大概是夫婦皆免。懷孕者，夫免算一歲；婦既有養糧，免算是不言而喻的了。兩人前後免算八次，共九百六十錢。漢代穀賤時，每石隻五錢，饑荒時亦不過數百錢，平時大概數十錢。所以這個胎養令並不是一件小可的事情，所免的是很可觀的一筆稅款。這當然是仁政，但隻把它看為單純消極的仁政，未免太膚淺。這件仁政有它積極的意義，就是鼓勵生育。並且這個辦法是“著以為令”的，那就是說，此後永為常法。但人口的增加仍是有限，總的趨勢仍是下減。如此大的獎勵還是不能使人口增加，可見社會頹風的積重難反了。
此外，漢代諸帝亦不斷的設法恢複前此幾近消滅的大家族製度。這個政策可從兩方麵來解釋。第一，戰國的緊張局麵已成過去，現在天下一家，皇帝隻求社會的安定。小家庭製度下，個人比較流動，社會因而不安。大家族可使多數的人都安於其位；所以非恢複大家族，社會不能安寧。但漢帝要恢複大家族，恐怕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希望人口增加。小家庭製與人口減少幾乎可說有互相因果的關係。大家族與多子多孫的理想若能複興，人口的恐慌就可免除了。漢代用政治的勢力與權利的誘惑提倡三年喪與孝道，目的不外上列兩點。戰國時代被許多人譏笑的儒家至此就又得勢了。
漢初承戰國舊製，仍行短喪。文帝遺詔，令臣民服喪以三十六日為限。臣民亦多短喪。一直到西漢末成帝時，翟方進為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但儒家極力為三年喪宣傳，武帝立儒教後，宣傳的勢力更大。公孫弘為後母服喪三年，可說是一種以身作則的宣傳。到西漢末，經過百年間的提倡，三年喪的製度又重建起來了。成帝時薛宣為相，後母死，其弟薛修服三年喪，宣謂“三年服，少能行之者”，不肯去官持服，後竟因此遭人攻擊。哀帝時，劉茂為母行三年喪。成哀間，河間王良喪太後三年，哀帝大事褒揚。哀帝時，遊俠原涉為父喪三年，衣冠之士無不羨歎。哀帝即位，詔博士弟子父母死，給假三年。到東漢時，三年喪更為普遍，例多不舉。光武帝雖又廢三年喪，但那是大亂後的臨時措置，不久就又恢複。後雖興廢無定，但三年喪已根深蒂固，已成為多數人所承認的製度。
孝道的提倡與三年喪的宣傳同時並進。漢帝諡法，皆稱“孝”。《孝經》一書特別被推崇。選舉中又有孝廉與至孝之科。對人民中的“孝弟力田”者並有賞賜。據苟爽說：
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故漢製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漢諡法用‘孝”的來源不詳。苟爽火德為孝的解釋不妥，因為以漢為火德是王莽時後起的說法，漢原來自認為水德或土德，而西漢第二代的惠帝已稱“孝惠”。諡法用“孝”，解釋為國家提倡孝道，最為簡單通順；無需繞大圈子去找理由。
明帝時，期門羽林介胄之士都通《孝經》，可見此書到東漢時已成了人人皆讀的通俗經典了。關於孝廉與孝弟力田的事，例證極多，無需列舉。
孝的宗教，到東漢時可說已經成立。東漢初，江革母老，不欲搖動，革親自在轅中為母挽車，不用牛馬。鄉裏稱他為“江巨孝”。中葉順帝時，東海孝王臻與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死皆吐血毀瘠。後追念父死時，年尚幼，哀禮有闕，遂又重行喪製！至此孝已不隻是善之一種，而成了萬善之本。章帝稱讚江革的話可說是此後二千年間唯孝主義的中心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