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庚以上年代則較為難考。蓋此時王室尚無定居，都會屢遷，文化程度恐尚甚低。文字雖十九已經發達，而曆史記錄恐尚付缺如，或非常簡陋也。故後代對盤庚以前無可靠之傳說，《竹書》記錄當未可輕信。《竹書》紀殷商一代共四百九十六年，是盤庚以前隻有二百二十三年，而成湯元年為公元前1523年也。然成湯至南庚為九世繼南庚而立者為其侄陽甲，乃盤庚之兄。陽甲死盤庚始立。故吾人若計陽甲為一世，則盤庚以前殷商尚有十世也。其十世間所行者亦兄弟相繼製，故其年代決無少於二百七十三年之理也。成湯即位，是否已老，全不可考。即令認湯即位為老年，而同時又不計陽甲為一世，則盤庚前尚有八世，其年數亦當與盤庚以下相等，不能反少五十年也。盤庚以前若以八世計，則商元當在公元前1570年左右；若以九世計，則當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若以十世計，則當在公元前1630年或前1640年左右。湯勝諸國而王中原，按傳說似曾經過長期之戰爭，即王位當在老年，是以十世計似嫌過長。而盤庚前又有其兄陽甲在位，以八世計又嫌過短。是則盤庚前以九世計似屬最為合宜。湯王中原當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吾人似可承認矣。
商之年代除《竹書》有比較確定之記錄外，戰國時尚有一籠統之傳說可供參考。《左傳》宣公三年謂“商祀六百”，此不過大概之詞，非定數也。若周元為公元前1027年，則商元當為公元前1600年左右，與吾人之推定恰相符合。
最後關於殷商年代，《鬻子·湯政天下至紂篇》尚有記載，謂由湯至紂“積歲五百七十六歲”。古本《鬻子》當為戰國作品，其記錄宜有相當價值；然今本《鬻子》真為古代殘本，抑為後世偽托，尚有疑問，故不敢憑信。但其謂商元為前1603年，則堪注意者也。
（三）殷周年代問題旁論
關於殷、周二代之年數，《孟子》尚有較《左傳》尤為籠統之記載，然亦可為本題之旁證。《孟子》末章謂“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周元為公元前1027年，此前兩世（文王、武王）則當在公元前1077年左右。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活動時期當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551年及公元前550年距公元前1077年皆為“五百有餘歲”。若周元為公元前1122年，則文王當在公元前1172年左右，是距孔子時代已有六百餘年，《孟子》不能謂為“五百有餘歲”也。
《孟子》又謂“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文王在位為前1077年左右，則湯在位當在公元前1577年以前。是商元為公元前1600年左右，孟子亦承認之。孟子雖非史家，其說必根據戰國時代尚存之古代史料。《竹書》之編者或有失檢點，亦非不可能。或盤庚以前原本《竹書》本無訛誤，而為晉以後之人抄誤或計誤亦屬可能。蓋王氏輯本所錄並非全為原文，內多後人總括《竹書》原文之詞；其中總括年代處，難免無抄誤或計誤之點也。故盤庚前無可靠史料，雖似可解，然觀孟子之言則當時至少關於年代似已有大致可信之記載。惜史籍湮沒，今已無考矣。
（四）結論
吾人若認以上所論為不謬，則《竹書》所紀周元為公元前1027年，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當為可信之曆史記錄。即有訛誤，前後所差亦必無十年之多。至商元則吾人隻能定為公元前1600年左右，較此尤確之年代則無從考證矣。至所謂夏代，其傳說多屬神話；當時恐隻有與各國並立之夏國，並無所謂夏代也。其世係表中人物，除與商發生關係之末世數後外，原為神話人物抑曆史人物，至今猶為未決問題，其年代更無論矣。
君子與偽君子——一個史的觀察
觀察中國整個的曆史，可能的線索甚多，每個線索都可貫串古今，一直牽引到目前抗戰建國中的中國。“君子”一詞來源甚古，我們現可再用它為一個探討的起發點。
“君子”是封建製度下的名詞。封建時代，人民有貴賤之分，貴者稱“士”，賤者稱“庶”。“君子”是士族階級普通的尊稱；有時兩詞連用，稱“士君子”。士在當時處在政治社會領導的地位，行政與戰爭都是士的義務，也可說是士的權利。並且一般講來，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顧的。行政與戰爭並非兩種人的分工，而是一種人的合作。殷周封建最盛時期當然如此，春秋時封建雖已衰敗，此種情形仍然維持。六藝中，禮、樂、書、數是文的教育，射、禦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時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訓練。由《左傳》《國語》中，可知當時的政治人物沒有一個不上陣的。國君也往往親自出戰，晉惠公竟至因而被虜。國君的侄兄弟也都習武。晉悼公的幼弟楊幹最多不過十五歲就入伍；因為年紀太輕，以致擾亂行伍而被罰。連天子之尊也親自出征，甚至在陣上受傷。如周桓王親率諸侯伐鄭，當場中箭。當兵絕非如後世所謂下賤事，而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榮譽職務。平民隻有少數得有入伍的機會，對於庶人的大多數，當兵是一個求之不得的無上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