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哈佛大學的生物學家E. O. 威爾遜的研究對象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的膜翅目昆蟲——螞蟻。在對它們的社會結構進行多年研究之後，威爾遜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一次社會平衡被打破，都隻是為係統提供了一個再次建立平衡的機會。但很遺憾，這些新的平衡相對於老的平衡，大多數都是次優的，比以前還不如。能實現向上遷躍的新平衡非常少，是難得的運氣。
張維迎教授的演講裏多次提到了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曆史，論述了既得利益者回應甚至引領社會變革的原因和結果。在這個話題上，我們中國人也有切身的喜悅和悲哀：一百多年前，由既得利益階層主導的洋務、維新和立憲運動以失敗告終，國家走向衝突和戰亂。三十五年前，由鄧小平主導的以界定產權和市場競爭為核心的經濟改革，讓中國首次真正融入世界，成為現代化國家。如果從西方堅船利炮敲打國門開始算，這個曆程已經足足走了一百七十年之久！
再想想我們的北方巨鄰，如果當年俄國的十二月黨人能克製一些，與沙皇達成和解與合作；又如果當年的孟什維克運氣能夠好些，俄國或許能夠避免近一個世紀的殘酷清洗和動蕩，避免社會和許許多多個體本不必付出的代價。一個開放、穩定的俄國，顯然大大有利於全球安全，對俄國、中國甚至全世界人民來說，上個世紀本可以有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我們人類社會的近代曆史，或許能夠為威爾遜的螞蟻社會的“運氣”提供一點解釋：自上而下的、全社會各階層共同參與的變革，運氣就好些；自下而上的、過程中要掀桌子的變革，運氣就差些——在這裏，我不願意將這種進程簡單描述為“革命”或“改良”，因為這種二元話語體係其實規製並束縛了我們對社會進程的想象。我們需要有更包容、更含蓄、更容易說服其他人的話語方式來討論“社會轉型”問題。
張維迎教授說理念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我很同意。參與到他人中間也好，引領他人到我們這邊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認清我們所肩負的使命，並且正視它、理解它、響應它，改善作為社會細胞的我們自己，以及我們身處的單元、組織和社區，從最基本的公共生活開始，建設開放自覺、訓練有素的公民社會。
正如我在亞布力論壇上提及，在金沙江漂流時，我沿途目睹，滔滔江水是如何由一股股細流彙聚而成。如果希望中國的明天更加民主、公平、光明，就要從自身做起，從每一個小處參與和建設公共生活，承擔責任，麵向未來。
（萬科集團董事長）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為改革者
張維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大家普遍認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這一點也不錯。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曆史，許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動甚至領導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變成改革者，我們是沒有希望的。
為什麼既得利益者可能變成改革者？
觀念引領變革
第一，理念的力量。人的行為並不完全是由所謂的物質利益支配的。兩百多年前，大衛·休謨講過，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人類本身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觀念所支配的。縱觀曆史，許多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革引起的，我舉幾個例子：
華盛頓沒有當皇帝，當總統也隻當兩任，是出於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鄧小平在“文革”之後發起改革，包括廢除領導終身製也是基於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我們講到法國大革命，其實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是舊製度下的貴族。啟蒙運動是貴族性質的，知識階層當中好多人來自貴族，《百科全書》的160位作者中有30位來自老貴族，幾乎所有的啟蒙運動期間的沙龍都是在貴族家庭中進行的，參與者都是來自貴族階層。最初大革命是貴族自身努力的結果，受到威脅的精英們，在困境中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們為大革命提供了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