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誌強
中國目前應該說是非完全的市場經濟，因為在公有製問題上依舊沒有打破。鄧小平的改革實際上是允許私有製發展的過程，他把完全的私有製開放一部分，比如說自留地允許了，承包地允許了，雖然承包地不是最終產權，不能隨便交易，但即使開放一部分，也讓中國的經濟從完全被動的情況下變為主動，從吃不飽到解決了溫飽問題，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正是因為這種開放，保證了中國改革進程前20多年的快速增長。
比較突出的，實際上是2003年之後，這10年國有壟斷及控製不斷加強。如果說改革前20年鄧小平是通過逐步放開的實踐摸著石頭過河，當改革撞牆時，發現體製不對把體製改了，再撞牆時看到體製不對，又一次把體製改了，而後10年當體製和改革發生矛盾時，通常是堅持體製這堵牆讓你往回退，甚至把牆立起來加厚。
雖然這10年仍是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但已引發很多社會矛盾。我個人覺得中國實行不完全市場經濟之路，現在基本上走到頭了，市場經濟如果沒有私有產權的保護，有產者始終會擔心重新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委內瑞拉就有類似的情況。
新一屆領導層到底會推出怎樣的措施，現在還不好評論。李克強總理在答記者問時說道，我們希望有市場化，要砍掉政府看得見的那隻手。於是大家信心百倍，抱以很高的期望。但最近社會上有越來越多的爭論，讓人們產生了很多不同的想法，因為有些衝突、對立的東西大家沒法解釋，比如在市場化問題上，砍掉行政審批同時，“國五條”實際上加強了政府管製，除了管到縣以外，還要管到審批價格，那就完全不市場化了。所以，經濟層麵的東西反映出來的是背後深層體製的問題，經濟層麵的東西已經撞到體製改革上了。
我們知道遊牧民本應是共同使用一個草原的，因為草原是共同的，所以他們隻會根據草的長勢來放牧，會自動維護自己的生存權。但今天我們的做法是讓牧民定居，一人劃一塊地，可能你劃的地草肥，我劃的地草荒，你最後養羊時就從這頭啃到那頭，然後把所有草地啃沒了，也許今年我是好地，明年我就變成荒地了，就沒有平衡過，因此我們幾乎所有的草原都因此而變成不是草原了。
我們為什麼要讓遊牧民定居呢？草原應該是沒有邊界的。另一個比喻是河流。可以自由流淌的叫河流，而我們現在是在所有的河流裏設了不同的“壩”，水不是自由流淌，而是用“閘”來限製流淌，限製流淌時水可以流淌，但魚流淌不了，閘口裏出來那些魚都死掉了，當生態被破壞時，就不叫河，叫水溝。這和市場是一個道理，能夠自由流淌才叫市場，我的商品可以自由交易，所有的購買者可以自由選擇，然後這個商品可以流通再流通，就變成河流了。比如你買了房子，可以賣給我，還可以賣給他，就是自由流淌，但現在左限右限，從一手房到二手房不讓你自由流淌，就沒有交易過程了。商品在自由流淌過程中才有價值，從中我們看到的還是體製問題。
體製問題另一個要命的表現是博弈在後：先出台一個政策，然後看市場反映，最後再修改。而歐美國家是博弈在前，政策法令在出台之前大家先“打”，“打”個落花流水再說行還是不行，包括財政開支問題，到最後期限我投票說同意你再延期，或者說如何延期，它是博弈在前的。而我們現在是博弈在後，大領導說交給你這個部委，部長交給司長出個製度，司長交給處長寫個製度，最後可能是科員寫個製度就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