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兵在外
今夜，星空不寂寞。
月光放射的清輝一縷縷撲進破損的玻璃窗，像消瘦的故鄉伸來的一隻隻手，觸摸雪山阻隔的思念。
孤獨的心，雨一般潮濕。
我步履沉重地走到窗外，滿樹掛著的琳琅昭示著新千年的吉祥。抬頭望天，星星也像離家的孩子。我疑惑：是不是這樣的夜晚，故鄉才會如此生動地喚我？於是，索性跑回小木屋把門反鎖得緊緊的，啪地關掉那台多病的老黑白電視機，靜靜依偎在牛糞火旁，一任思鄉的潮水瀉進馬思聰的小提琴曲裏。
這裏是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
一個出門在外的年輕士兵度過了又一個春節。
那年，我十八歲。記得我把沉甸甸的書本從縣城挑回家後，在成批親戚朋友的舉目遠送下加入了綠軍裝的行列。我始終慶幸，從未出過遠門的我忽然之間從南國燈城來到了父親年輕時代戰鬥過的這片土地。冬天，冰封雪舞的季節，第一次獨自在外過年，我背一杆自動步槍，雕塑式的站立雪線，人在高原，心在故鄉。
我自然經受不住山那邊海市蜃樓的誘惑，我更經受不住父母一點一滴的想念。春節拋灑在這塊高地上的時間，是空洞無味的，我學會了把別離的煩悶一塊塊擲給天上的翔鷹……
兩地書、母子情。這幾乎是所有出門人通常的生活規則。
然而，迄今母親也未能給我捎來一信半紙。母親連趕場上街的時間都不曾擁有，這意味著我徹底收不到她的信，母親沒翻過幾本書，但她始終能體會我當兵在外的心情。母親每次想找人寫信，都被父親狠狠拒絕。父親當過兵，這在他眼裏對我無疑是一種考驗，一種“恨”鐵早成鋼的措施。
那陣子，哥姐們都為生計一窩蜂地去了南方，隻是我與他們出門的方式不同。
寫信是一種寄托。
等郵差成了我每天的習慣。
在給母親的信中，我常給她講許多軍營裏的事，講我在一次巡邏中攀上了珠穆朗瑪，講我當文書後可以隨便指揮普通兵出公差的神氣，講我如果不是邊境關係“吃緊”就可以穿很耀眼的迷彩服探親回家。
我講得很刺激，我學著父親曾在軍旅的樣子，把想家的孤獨寫成了一支唱給邊關的歌。
在給父親的信中，我則表現戍邊的勇敢，說從未想家，也說我在這裏一切安好，了無牽掛。
但我始終未能收到家書一封。漸漸地，親人的消息在漫長的夜裏凝固在弱不禁風的夢鄉。唯一能使我握住故鄉體溫的便是老班長退伍時留下的那台蒙著雪花的黑白電視機。於是，收看“天氣預報”節目成了我哨位歸來的必修課。每每獲悉故鄉有“連天小雨”，就感知自己的心跳一刻不停地擔憂著母親的身體，猜想她老人家是否挑著重擔晃著身子踩在泥濘的小路上，是否抱著火籠踮著腳跟站在老屋後邊的山坡上盼望我和哥姐們歸來，是否正在和小侄們爭搶我寄回的一張張藍天白雲下扛槍騎馬的照片，是否又在灶膛裏為我耐心烘烤香甜可口的沙鍋紅苕幹……
愛我的人是否都沒病痛？我愛的人是否貴體安康？
而現在，我坐在《思鄉曲》彌漫的小木屋裏，聽見窗外狂轟濫炸的鞭炮聲，怎麼也想象不出故鄉有多吉祥？親人怎樣的安康？
拂不去的回憶包裹著一個人聆聽的子夜。
記得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和戰友們正在操場上彙報表演，扛著編織袋的哥哥突然出現在眼前，我不顧紀律場合迎了上去。哥哥見我仿若在茫茫荒野見到了一棵樹，眼前豁然一亮，說家鄉外出的人員一天比一天多，錢實在難掙嗬，有的家庭連買鹽巴的錢都沒有了。哥哥連連搖頭，帶著窮得窘迫的表哥，坐硬邦邦的大汽車沿川藏線翻二郎山找我來了。
我聽了，心急如焚，悲傷無語。這個“難”對一個肩挑細擔的小兵真是想解也解不決呀。無奈，他們隻好灰溜溜離去。望著他們嚴重缺氧出現的“高山反應”，生活的艱澀一下子模糊了我的眼睛。哥哥在我當兵的小鎮閑逛了幾天，終於找到了幫人拆遷房屋的活。我可以想象出他們在高原幹活比在內地賣力付出的超倍艱辛，火辣辣的紫外線照曬和猛烈的風沙襲擊導致他們的臉至今黝黑粗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