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兩天，我到醫院接阿明。我走進５號病房，阿明的病床換了新床單被褥，躺在病床上的是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很顯然，阿明走了……
那幾天，我驚慌失措地找遍了火車站、公共汽車站，都沒見到魏晶和阿明的身影……
打工生活，使我十分厭煩，我終於離開這個城市。第二年，我報名參軍，到了銀裝素裹的西藏。
部隊附近的自然村太窮，不少小孩輟學。部隊主動承擔鄉辦小學的扶貧。
一個陰雨綿綿的星期五，上音樂課，我教孩子們唱《魯冰花》。我唱得入神，孩子們學得認真，歌聲飄出教室，仿佛飄著雨點的天空裏明亮了許多。窗外，樹影婆娑，樹蔭下似乎有一個身影在移動著。我不經意地朝窗外看去，發現一個披雨衣的人站在窗下，一雙大眼睛緊緊盯著我。不久，下課的鈴聲響了。我剛走出教室，有人呼喚我的名字。我循著聲音方向望去……
她脫下雨衣，那鮮紅的紗巾依然在她胸前飄著。
啊，是魏晶！
我情不自禁地朝她那邊跑去，緊緊握手，我們相互打量著，激動得說不出話兒來。她說，她是從電視台的節目中發現我的鏡頭，就按電視台提供的地址，專程來找我的。說著，她朝車那邊揮揮手。卡車開過來，開車的就是阿明。
於是，我們仨擁抱在一起，眼眶裏不約而同地都閃著淚花。我發現魏晶胸前戴著某電子工程專科學校的校徽，而阿明豪爽地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麵印著某鄉鎮磚廠的廠長頭銜，真為他們高興。
我們誰也沒有再提起以往那些傷心事。
魏晶說她和阿明在電視裏發現我們部隊給這裏建立了希望小學，她和阿明商量，無論如何一定要來看看我。他們倆還用自己的積蓄，買了這車書，表達他倆對希望工程的愛心。
後來幾天，我們一同朝聖了雪山，親近了草原。在通往珠峰大本營的山口，魏晶取下自己鮮紅的紗巾係在了一個嘴裏銜著格桑花的藏族少女脖子上。魏晶和那少女挨得緊緊的，我為她拍攝了一張很有意思的照片……
我們都把青春留在了西藏。
二十三歲的春天
都說，西藏的春天是遲到的開放在四月的桃花，它不易開在人們的臉上。在春天，孤獨的人並沒有什麼可恥的，對一個二十三歲的士兵而言，這樣的春天總像鋒利的刀狠狠地將我的心，割成季節的碎片。
“二十三歲的春天就這麼過去了，可我卻始終沒看見春天的臉！”
推開門，不變的仍是永恒的山。與春絕緣的荒蕪像風一般從靈魂深處壓過，升騰的欲望和多年設計的春的模式，一而再地被歲月留下的冷暖注解得杳無聲息。時光漠視著飛翔的翅膀，有一種忽然被特殊年代推向世俗、迷惘、還有絕望的惶恐之感。就在這時，我眼裏出現了一個人影，他唱著恢宏沉鬱的俄羅斯民歌《三套車》向我走來，身影越來越清晰，像是站在無邊商業洪水的中央為苦難助興，又在為自己命名：荒流。他不知從哪兒弄來兩隻透明的燭光酒杯，斟滿一杯給我，然後，用冷靜的語氣對我說：“我們都是春天的守望者，幹下它吧！”
事實上，荒流比我大兩歲，他是習慣了不再戀春的那種人。當然，我們的相識自然要提到雪域大地一個孕育詩人的部落－－林芝。早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文學熱”那陣，從這個素有“西藏江南”之稱的地方便走出了大批軍旅詩人。後來，他們多數從林芝這塊富有靈性的土壤裏走了出去，走在雪域無盡的遠路上，走向北京，走向中國，告訴世界：我從西藏林芝來！在荒流脫下軍裝從商養文那年，我正好從四川一個產鹽的地方趕赴他所服役過的軍營。於是，歲月和兵器簡單地操練，以至電子鍾神速地指向１９９８年冬季的某一天，在《西藏文學》編輯部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引介下，我們就認識了。
於是，便讀他的詩。在那些曆史與政治一脈相承的重量級辭藻或句子麵前，我掂出了他詩歌的分量。一首《青藏高原》像一支粗糲的煙嗆得我滿眼流淚。但我還是強忍著把它吸了下去。爾後，我問他：為何現在還要躺在曆史的肩膀上哭泣：
“劍在這裏鏽蝕
槍在這裏鏽蝕
和平年代戰爭在這裏鏽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