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廬山衝突(上)(1 / 3)

回故鄉,填詩詞,會晤賀子珍,毛澤東帶著一份輕鬆和愜意登上廬山。他列出十九個問題供與會的中央委員思考,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大躍進”以來的形勢。他開會的初衷是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認為“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平心靜氣的討論,悠然自得的串門,興會無窮的唱和,神仙會開得不痛不癢。

廬山會議起緣於糾正大躍進的偏差,大躍進的偏差與毛澤東關於經濟發展迅速的思想有關。

建國以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問題,毛澤東先後與鄧子恢、陳雲、周恩來產生過深刻的分歧。

毛澤東是浪漫氣息很重的政治家。這種浪漫氣息體現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就是沿用革命戰爭年代發動群眾運動的方法,通過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打幾場經濟上的大戰役,盡快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後麵貌。

在他的倡導下,中國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毛澤東曾風趣地對人說:“躍進”這個詞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這個偉大口號的科學家。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除了陳雲沒講話表示態度外,黨的高層領導人,包括周恩來、彭德懷等都舉手讚成。全黨都熱切地盼望著在建立社會主義新製度之後做出一番更大的事業。在這種氣氛下,中央形成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多、快、好、省”四個字之中,毛澤東強調快是中心環節,因此,速度成為總路線的靈魂。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由於脫離了中國的國情,不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很快帶來一係列問題。以鋼為綱帶來農、輕、重比例關係失衡,許多城市的糧、棉、油、食品供應緊張,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部分農村出現了餓飯和逃荒現象,甚至有些地區出現餓死人的現象,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為降低。

作為一個善於駕馭大局的領袖,毛澤東很快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出了亂子,從1958年11月起開始糾正察覺到的一些“左”的錯誤。經過半年多糾“左”,黨內一般人都已認為,許多問題在解決中,形勢已開始好轉,複雜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脫。

1959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於7月2日至15日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並對今後的工作作出全麵安排。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還有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以及國務院有關部委的負責人。中央副主席林彪、總書記鄧小平因健康原因向大會請假。政治局委員彭真、陳毅等因工作需要留守北京。陳雲上廬山後又因健康原因下了山。

7月2日下午,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作了一個講話,揭開了會議的序幕。他提綱挈領地提出了19個問題,讓會議代表充分討論,統一思想。這19個問題是:(1)讀書;(2)形勢;(3)今年的任務;(4)明年的任務;(5)4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8)群眾路線問題;(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製度和提高工業產品的質量問題;(10)體製問題;(11)協作區關係問題;(12)公共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14)三定問題(即定產、定購、定銷);(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複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17)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團結問題;(19)國際問題。

在上述19個問題中,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大躍進”以來的形勢。對此,毛澤東專門作了說明。他說:“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總的說來,像湖南省一個同誌所說的,是兩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豐富的經驗’。‘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基本問題是:(1)綜合平衡;(2)群眾路線;(3)統一領導;(4)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

從毛澤東提出的這19個問題和所作說明來看,他的指導思想是繼續推動大家反思和糾正“左”的錯誤。他在接見一些負責同誌時說得更明確:“這次會議主要是糾‘左’,要搞一個文件。”但是,毛澤東在對“大躍進”中的問題,並不認為有多大了不起,更無服輸之意。他隻是在充分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大前提下,承認存在一些工作方法問題和具體問題。他希望會議在這個大前提下總結經驗教訓,改正缺點,統一思想,以便更好地實現1959年的繼續躍進。

從7月3日開始,參加會議的代表被分為東北、西北、西南、中南、華北、華東六個組,圍繞毛澤東提出的19個問題進行小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雖然大家的意見不盡一致,有的對問題估計重些,有的對成績評計高些,但都比較心平氣和,沒有大的對立和衝突。

劉少奇在廬山會議前不久的二屆人大會上剛剛被選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他在中南小組的會議上發言說:“去年大躍進,吃了前年的庫存,預支了今年的儲備。看來凡事不可輕信。要有辦法讓人不說假話。一股風,批右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脅下,說老實話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

他的發言比較注意分寸和方式,既說出了“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又讓人比較好接受。對他的發言,毛澤東後來沒提出什麼不同意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在廬山會議上有過多次發言,比較集中地談到了對公共食堂的看法。他認為農民還有私有性的一麵,農村搞公共食堂,實行供給製,不符合農民的意願,主張“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見得是壞事”。對朱德的這句否定公共食堂優越性的話,毛澤東雖然不十分順耳,但也沒有往心裏去。

廬山會議初期,會議主要是通過小組討論的形式召開的。在小組討論中,絕大多數與會者,都是按毛澤東為會議定的基調,分析和總結“大躍進”中的問題,沒有出現多大不和諧的聲音。

會議期間,毛澤東觸動了一個壓在心底多年的願望,渴望見到閑居南昌的賀子珍。

賀子珍是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由於在長征中身上十七處“掛花”,賀子珍於1938年離開毛澤東去蘇聯治病,並在蘇聯曆經磨難,於1947年才回到國內。回國後,考慮到毛澤東已與江青結合的既成事實,組織上沒讓賀子珍回到北京與毛澤東團聚,而是先後讓她在東北和上海、南昌生活。

毛澤東委托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方誌純經辦此事,並囑方誌純不要聲張出去。方誌純的夫人朱旦華原是毛澤東大弟毛澤民的妻子,在毛澤民犧牲後改嫁了方誌純。有了這層關係,由方誌純經辦此事便合情合理。

在方誌純夫人朱旦華的陪同下,賀子珍於7月8日晚抵達廬山,被安排住在一幢住處較偏靜的小別墅裏,並有一名護士和一名女伴陪伴。

7月12日晚,按照毛澤東安排的時間,朱旦華陪同賀子珍到美廬與毛澤東相見。這時的賀子珍,雖然年僅50歲,但由於長期遭受彈傷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巨大壓力,頭發已大把大把地枯黃了,煙抽得很凶,麵容顯得憔悴,反應也不像當年快了。見了毛澤東,不知是過於激動,還是過於悲愴,好長時間都說不出話來,隻是不停地流淚。毛澤東給賀子珍遞上一杯茶,溫和地說:“我們見麵了,你不說話,光哭,以後見不到了,又想說了。”

賀子珍的情緒慢慢平靜下來後,兩人互相詢問了分別後的生活和身體情況,談到了女兒嬌嬌的婚事。兩人說了不到一個小時,毛澤東讓朱旦華把賀子珍送回了住所。毛澤東感到失望:“看來不行了,她的腦子壞了,許多話答非所問。”

按照廬山會議召開的緣由和會議議程,按照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及初期的表現及輕鬆心情,按照毛澤東與賀子珍見麵敘舊的佳話,按照廬山會議初期大家的詠詩遊山,似乎廬山會議就像神仙會,不會有什麼大的波瀾了。

剛剛出訪東歐回國的彭德懷原本不想上廬山,張聞天勸道:“去吧,聽聽也好。”但不平則鳴、有話直說的老帥,在會上作了7次發言。在發言中,他嚴厲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錯誤,批評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甚至直言不諱地給毛澤東提意見,說:“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毛主席和黨中央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

行伍出身的彭德懷與學者型的張聞天,不論是在個性、經曆、誌趣上都有很大差異。曆史上也沒什麼更深的淵源,私交似乎也談不上。但兩人在1959年這一年,似乎被一種神秘的磁力吸引在一起,走入了相同的政治軌道,以致後來在廬山會議挨批時被毛澤東戲稱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

1959年6月,張聞天接到中央通知:7月初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否參加,自由決定。這份通知耐人尋味,作為一個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本屬理所當然,但通知卻說“是否參加,自由決定”。言之意外,張聞天隻要搞好外交工作就行了,經濟工作就不一定插手了。

實際上,張聞天對經濟規律的研究造詣極深。無論是在中央蘇區,還是在延安時期,他都花費精力從事過經濟工作。特別是東北解放時期,經濟工作成了他的工作的重點,他在黨內率先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基本構成。遺憾的是,建國後他沒能從事自己喜愛的經濟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外交戰線,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他是唯一的擔任副部長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在從事外交工作的同時,張聞天十分關注國內的經濟建設,1958-1959年,他先後考察了華東、華南部分地區的“大躍進”情況,並向毛澤東寫過專題報告。

張聞天翻了一下工作日程表:6月19日起是外交部務虛會,會期一周,6月下旬結束,這同7月初的廬山會議沒有衝突。於是,他決定去聽聽會,也想從自己的角度談談意見,供中央參考。再說,從參加革命以來,匡廬美景還從來沒有觀賞過,通過這次會議的閑暇之餘,到廬山各處逛逛,也算是調節一下全身疲勞的筋骨吧!

6月21日,張聞天順便到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家裏聊天,他們在許多問題上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張聞天問:“去不去廬山。”

“我這一家夥跑了東歐7國和蒙古,剛回來,太疲勞,不想去了。”彭德懷有些不太情願。因為“大躍進”問題,他在這年4月上海會議上受到過毛澤東的批評。

張聞天勸他道:“中央開會,還是去好。能多少聽一聽也好。”

彭德懷仍在猶豫。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他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先後對蘇聯及東歐各國進行了近50天的友好訪問。繁忙持久的外事活動,使彭德懷感到有些疲勞,他想休息調整一下。另外,他正計劃寫一本關於建軍經驗的書,想快點著手準備,並看看出訪期間積壓下來的文件和材料。

在6月底接到到廬山開會通知後,彭德懷想讓他的主要助手黃克誠去廬山,自己留下在京值班,因為黃克誠除了擔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外,還兼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對地方工作也比較了解。

黃克誠不同意,他認為彭德懷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毛澤東又親自打電話要彭德懷參加廬山會議,還是他去更合適。

推脫不掉,彭德懷帶著軍事參謀王承光和警衛參謀景希珍前往廬山。他沒有打算作長篇發言,因此沒有帶辦公室主任和文字秘書。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彭老總有個習慣,如果決定寫文字材料,通常是由他口述要點,然後由辦公室主任牽頭,組織幾個文字秘書寫出草稿,經集體修改後再送彭老總修改定稿。

6月30日,彭德懷、張聞天、賀龍、康生乘坐同一列火車離京。7月1日下午,火車到達江城武漢,當即改乘“江新”號輪順流東下,翌日晨抵九江,上岸後驅車直奔廬山。

抵達廬山後,彭德懷與張聞天比鄰而居,分別下榻於東穀河東路176號和177號。這是牯嶺被稱之為雲中賓館的一組別墅。放眼望去,隻見一棟棟獨立的小別墅共有30多座,它們依傍在蒼色山岩腳下,風格古樸典雅。牆是石頭砌成的,綠茸茸的青苔貼在上麵,斑斑點點。石階已破碎龜裂。周圍古木參天,太陽光隻能射來一條條微弱的光線。晚上,當月亮掛在小別墅上空的時候,牯嶺異常靜謐,清溪在月光下流瀉著白銀般的光輝,這裏充滿著“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的詩情畫意。

彭德懷初上廬山幾天,心情也很輕鬆。本來,他不大喜歡遊山玩水,但在兩個參謀的動員下,遊覽了仙人洞,又去含鄱口看了日出,傍晚時分還趁散步的機會,看了廬山上一些名勝古跡。在住地,他不時同保衛幹部和服務員聊天,向他們詢問家鄉的生產、家庭生活以及他們個人婚戀等,笑聲陣陣。下午和晚上,他不喜歡跳舞,經常要景希珍同他下幾盤棋。吃飯時有說有笑,胃口很好,吃飯速度也快,有幾次湯、菜剛剛上齊,他就吃完起身走了。

彭德懷因長期征戰在西北,當過西北局第一書記,故會議編組時,將他編在西北小組。會議初期,他每天都去參加小組會,並踴躍發言。據後來統計,從7月3日到7月10日,彭德懷共在西北小組作了7次發言或重要插話。

彭德懷作為主管軍委日常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防部長,在主要討論經濟工作的廬山會議上,本可以少說為佳,或者說些套話。但生性耿直的彭德懷,偏偏是個有話藏不住的人。他的直率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美國記者斯諾寫道:“他的談話舉止裏有一種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不轉彎抹角的作風,很使我喜歡,這是中國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質。”

直截了當也許適合於軍人,但不一定適合於政治家。

彭德懷第一次發言就直接點了毛澤東的名,讓一些參加西北小組討論的高級幹部瞠目結舌:“毛主席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沒有那麼多嘛。我去了解了,實際隻增產了13%。我又問了周小舟同誌,他說那個公社增產隻有14%,國家還給了不少貸款和幫助。主席也去過這個公社,我曾問主席,你了解怎麼樣?他說沒談過這件事,我看是談過,何必隱瞞呢?是什麼就是什麼嘛!”

彭德懷在小組會上的第二次發言,又提到毛澤東對大躍進問題應承擔責任。他說:“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

彭德懷在發言時,用過一些比較粗俗的言詞。比如,他在批評愛浮誇的人不願痛痛快快改正缺點時就曾說:“褲子要自己脫,不要讓人家脫。江西還在講去年增產67%。這是脫了外褲,留了襯褲。要一次脫光,省得被動。”這類話,引起當事人的極大不快。

有些高屋建瓴、從大處著眼的話,隻適合毛澤東本人來講,但彭德懷卻徑直道了出來:“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一講話,甚至算賬派、觀潮派、懷疑派等的帽子都來了,對廣開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

給毛澤東等領導人修別墅的事,是不宜在會議上公開提出的,但彭德懷卻偏偏要提:“過日子,國家也要注意。風景區、人工湖可以慢點,浪費很大。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這總不是毛主席讓搞的吧?為什麼搞了?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對個人崇拜問題,毛澤東一直是比較敏感的,甚至在1958年以後,毛澤東提出需要有正確的個人崇拜。但彭德懷的發言,卻尖銳地提到這個問題。他說:“毛主席和黨中央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他還說:“不建立集體威信,隻建立個人威信,這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