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就照你的方式去做，”雷內堅決地說，“就當做是一篇關於她的文學性報道吧。”
把手中的卷餅解決後，我們開始針對這篇報道展開讚成與反對的意見辯論，但到了喝咖啡、抽“胡立安一號”雪茄時，我還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雷內威脅要叫流浪樂團過來演奏，我才願意妥協。但是事情的發展往往超乎預料：幫《改革報》撰寫一篇報道的打算，最後變成了個人的文學計劃，而我的朋友非但沒有因此不快，反而在知道這消息的第二天，就把手上所有墨西哥聯絡人的推薦名單都給了我，其中還有首都警方的資料，讓我可以把不為人知的那幾年挖掘出來。可是特蕾莎在西班牙那段時期的生活則無從得知，她在西班牙的那段過往，連在墨西哥都未曾公開過。
“老兄，我們至少可以幫你的新作發表文學短評。”他說。
到目前為止，隻聽說她曾經住在“七滴水”，那是庫利亞坎市一個環境潮濕的小區，她父親是西班牙人，母親是墨西哥人。還在念小學時，她便放棄學業，曾經在一家帽子店做店員，接著在華雷斯街做兌幣員。悼亡節的某個下午—真是個諷刺的預兆，命運之手將她推向雷蒙多?達維拉?帕拉的生命，一名受雇於華雷斯幫派的飛行員。因為一頭金發和藍眼，頗有美國人的味道，在那裏大家都叫他格羅?達維拉。
以上這些大多來自圍繞特蕾莎打轉的道聽途說，而不是證據確鑿的資料；為了弄清撰寫傳記所需的部分，我來到錫那羅亞州位於西岸、麵臨加利福尼亞灣出海口的州府，探訪了每條街道和每個酒館。最後那天下午（也許那也算是另一階段開始的第一天下午），我甚至走過一遍和她當初幾乎一模一樣的路線，也就是她接到那通電話、離開和格羅同居的房子之後所走過的路。
就這樣，我站在他們兩人曾經共築愛巢、度過兩年光陰的房子前：一棟獨立舒適的兩層樓小別墅，有後院，大門處種著愛神木和九重葛，位於別墅區的東南。那裏是中層毒販經常出沒的小區，他們的買賣還算順利，但還不足以在查普特佩克唯一的殖民區買一棟超級豪華的大別墅。隨後，沿著大王椰子樹和芒果樹，我來到華雷斯街。我佇立在市場前麵，看著當地的年輕女孩們一手拿手機、一手拿計算器，在大街上兌換錢幣；或者說，她們在洗錢，把停在她們身邊的汽車裏的駕駛員用大麻和白粉換來的成捆美金，漂白成墨西哥比索。在這個城市裏，明明違法的事情卻成了社會慣例和生活方式—這是代代相傳的傳統。而曾經有一段時間，特蕾莎也在這些女孩之中，直到某輛黑色福特野馬汽車停在她身邊，格羅?達維拉搖下有色玻璃車窗，從駕駛座上直勾勾地盯著她。從那一刻開始，她的命運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