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1908—1969），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福州市委書記等職。
1933年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並判無期徒刑。抗戰爆發後出獄，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抗戰勝利後赴東北，他先後任省委書記、省軍區政委、縱隊政委、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職。建國後長期在華南工作，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陶鑄被調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長。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被稱為“第四號人物”。陶鑄可以說是革命資曆很長，既有戰功又有政績的大人物了。可是，因為不同意江青等人的做法，而遭到陰謀陷害。僅當四個月的常委，就被批鬥關押，折磨致死。
像這樣政務繁忙的高級領導人，大多數是不喜歡寫文章的。可是，陶鑄與眾不同，從黨的宣傳教育工作需要出發，寫了兩本書，一本叫《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出版；一本叫《思想·感情·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兩書出版後反映頗好。筆者當年讀過這兩本書，感到頗受教益，是兩本好書。可是，到姚文元的筆下卻被歪曲誣蔑而麵目全非了。不過，當姚文元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陶鑄已經是毫無申辯權力的階下囚，隻能聽任姚棍子的任意敲打了。
姚文元是怎樣對這位老革命家進行“大批判”的呢？我們隻舉幾個例子：
陶鑄說：“社會主義思想，就是要用一切辦法去保證國家迅速工業化。”這有什麼錯呢？革命導師不是早就講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就要用一切辦法盡快地發展生產力嗎？我們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不是明確規定：“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指：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可是，姚文元說不對。他說，搞工業化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你沒有講“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革命群眾”，沒有講“依靠突出政治”，“使企業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裏”，你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所謂用‘一切辦法’，就是要用依靠資產階級的辦法來發展資本主義的剝削製度，抗拒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姚棍子這麼蠻不講理的胡批亂扯之後，陶鑄認為社會主義要用一切辦法迅速實現工業化的正確主張，就變成了“反動透頂的‘機會主義’理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是第一個例子。
陶鑄鼓勵青年人要有崇高的理想，“想著自己將來成為航海家、飛行家、科學家、文學家、工程師、教師……”這難道不是很好嗎？學習文化，消滅文盲，掌握科學知識，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不正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必要條件嗎？可是，姚文元說不對。他認為鼓勵年輕人努力學習成名成家，就是歧視工農兵。他說：“家、家、家，就是沒有工、農、兵。在這個無產階級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農民、戰士，地位都應當擺得很低，豈但低，簡直應當打進地獄，壓在最底層，永世不得翻身”。真是無理攪三分，充分反映了姚棍子的奇妙邏輯。
我們不妨反問一句，難道工人、農民、戰士就不應當學習科學文化，使自己成為本行業、本部門的專家嗎？難道他們就應當永遠處於缺少科學文化的愚昧閉塞的社會“最底層”嗎？共產主義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使每個人都得到全麵的發展。而這一差別的消滅，隻有通過提高廣大群眾的科學文化水平，而不是靠把社會中的高文化層次降下來的辦法才能逐步實現的。姚文元擺出一副站在工農兵立場反對成名成家的極左麵孔，恰恰暴露了正是他自己背叛了共產主義的基本要求。曆史實踐已經充分證明，正確的是陶鑄，而不是姚文元。這是第二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是關於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陶鑄認為：“我們共同的世界觀和共同的方法論”，“就是從客觀實際出發的態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態度。”眾所周知，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是毛澤東首先倡導的正確的思想路線，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鄧小平曾對“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際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的現象給予尖銳的批評。他說：“那隻能引導到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隻能引導到工作的損失和革命的失敗。”可是，姚棍子卻偏偏要從雞蛋裏挑骨頭，向眾所公認的真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