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四人幫”幹的壞事，凡是經曆過那個史無前例的大動亂年代的人，常常會引用一句古代成語“罄竹難書”。中國古代沒有發明造紙術以前，是把文字寫在竹板上的。這句話的意思是，砍光了山上的竹子也寫不完他們的壞事和罪惡。何況這一本小冊子，更難以把“四人幫”的醜惡罪行說得全麵不漏，隻好用中國傳統的辦法，把他們的主要罪行列為十大罪狀（即十惡不赦），以昭告於天下。
1. 炮製“黑線專政論”，掌控輿論
所謂“黑線專政論”，出處是前邊已經談到由江青主持毛澤東批準的那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那段著名的話：“文藝界在建國以來，（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卻基本上沒有執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
請大家不要小看這一段話，它從內容上說非常惡毒，非常厲害；而從政治上說，又是非常陰險的一招。
首先，《紀要》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補充了理論的和現實的依據。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決策者是毛澤東，這是毫無疑問的。“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政治大革命”，隻是這一革命以“文化界”為突破口，最先從“文化界”開刀，這是毛澤東毫不隱諱的，也是眾所周知的。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文藝界不滿意，這也不是秘密。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澤東接連發表兩個批示，認為“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因而，要改組文化部，在文藝界搞整風。但他還承認，“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問題也不少”。各種文學藝術協會中，“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還沒有一筆抹黑，全盤否定。可是，到江青的這個《紀要》裏就大大升級了。
第一，提到了階級鬥爭的高度。認為“在我國革命的兩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文化戰線上都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文化戰線上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這樣，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對立麵推到了敵對階級的地位上，成了膽敢與無產階級爭奪文化戰線領導權的十惡不赦的反革命，變成了專政對象。
第二，把建國後十七年的文化戰線的成績一筆抹殺，作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樣全盤否定的總估計。既然整個文化界的狀況這樣惡劣和黑暗，那麼來一次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的大風暴，也就理所當然的了。從這個角度看，它又是毛澤東文藝批示的補充和延伸。
應該說，從基本估計和基本思路看，江青的《紀要》同毛澤東的批示是一脈相承的。因此，《紀要》就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肯定。據說，毛澤東前後修改過三遍。第一遍改20處，第二遍改19處，第三遍改5處。又親自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兩處，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同誌。”文件的標題中“林彪同誌委托”六個字是毛澤東親自加上的。而在中共中央轉發這份《紀要》的同時，轉發了林彪給中央軍委常委的信。信中，林彪強調，這“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曆史意義”。這裏說的“極大的現實意義”，恐怕就集中體現在它為“文化大革命”補充了現實和理論的依據吧。
其次，《紀要》為江青出台充當協助毛澤東指揮“文化大革命”的助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增添了理論色彩和重要依據。前邊已經說過，江青出場有兩個重要法寶：一是有毛澤東的指示作為尚方寶劍；二是有林彪的支持作為保護的“尊神”，而江青本人的資本卻不多。當時隻搞了兩個樣板戲，雖然打起了“文藝革命”的旗子，但在一般人心目中，江青是比較淺薄的。而這時則不同了，《紀要》提出了一套所謂“無產階級文化路線”的新理論，當然是打著毛澤東的旗號，但同時也為江青自己增添了理論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