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商機比賣豆腐更有賺頭，它需要和官方直接打交道。一個人掙再多錢，充其量隻是個商人，區別在於大富與小富。有人大富顯貴，有人小富即安。
自秦漢以來，“重農抑商”作為基本政策被沿襲下來。在明清以前，商人的地位都十分低下，富商巨賈即使口袋裏再有錢，在仕途上也無路可投。因為商人是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自然也就不可為官。也就是說商人的地位在當時是十分尷尬的。要想受人尊敬，既富且貴，隻有一條路可走——當官。
有了錢的武士彠開始把目光投向官場，他決定與官方合作做買賣，以尋找進入官場的捷徑。商場和官場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兩者都是利字當頭，隻要膽大心細都能混出個樣來；其次這兩種職業都是按照規則出牌的遊戲，遊戲的結果與個體的付出並非成正比。
武士彠能夠在商場混得風生水起，他相信官場也應該有屬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因為他覺得自己生來就不是吃素的，雖然賣的是豆腐。
他和朋友許文寶一塊兒販賣木材，南北大集、互通有無。由此武家的買賣越做越大，財富也越積越多，路也越走越寬，武家很快就成了當地的暴發戶和官場的常客。
武士彠幾年前在鄉間建房買地，本來打算過幾天地主老財的日子。其實隻要他不折騰，那時候積攢的財富已經足夠讓他娶幾房姨太太，逍遙半生。按常理說，隻有在太平的天下才能過太平日子。可隋煬帝的天下這時候已經亂成了一鍋粥，怨聲載道，民不聊生，盜賊蜂起。
天下不太平，家門盈財也未必能夠守得住。武士彠開始琢磨用自己手裏的錢，不斷地交結地方官員，並在太原鷹揚府謀得了一個“隊正”的小官。隊正等同於部隊裏管理百十個兵卒的連長。雖然職微言輕，但好歹也是個官。
官，簡言之，就是替朝廷幹活賣命的高級打工仔。
也就是說，武士彠完成了從農民到商人，又到官員的三級跳。雖然是最底層的官員，可也為將來的家族翻身打下了基礎。
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隋煬帝楊廣的堂弟——燧寧公楊達受詔與宰相楊素、宇文愷營建東都洛陽。武士彠探知消息，準備了一份厚禮，通過關係見到了楊達，並通過楊達做成了一筆大生意，讓他長期供應營建洛陽的木材等物資。這不僅讓武士彠的財富得以迅速積累，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商人身份與帝國高官打交道，這讓他有了結交權貴的機會。
就在此時，他結識了唐國公李淵，這是他改變自己命運的大好機遇。
一個人的成功需要運氣，更需要貴人。如果有了運氣，又遇上了生命中的貴人，那麼不成功就是天理不容。武士彠在楊達的府邸中第一次見到了李淵，他為對方的帝王之表所傾倒；他相信，在李淵心中，自己表現出來的儒容雅姿，絕非一般官吏可比。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有利用對方的企圖。李淵要立非常之業可以借助武士彠的財力；而武士彠要進入仕途，李淵是再好不過的借助之階。
當時連通兩地的官道正好從並州文水的武家莊穿境而過，武家的機會也跟著這條官道而來。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善於捕捉人生際遇的武士彠是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機會的。
武士彠果斷地辭去了隊正的官職，在家門口的路旁開起了茶館。讓人奇怪的是，茶館大多數時候是關門歇業的。茶館賣的不是茶，是一種等待。等待的不是別人，是一個能夠給他帶來機會的人。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武士彠這個茶館老板純粹是玩票性質，他並不關心茶館每天能掙多少錢，掙多少錢都有花完的時候，他追求的是可持續發展，是這輩子的飯票和下輩子的榮華。
隋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時任並州河東巡撫大使的唐國公李淵率兵去關西，由於工作關係，他經常奔走於並州、河東兩地。隻要途經太原地區，李淵就會到武士彠家裏住上一宿，有此機緣，武士彠自然百般迎合。很多時候，武家莊的男女老少會經常看見武士彠畢恭畢敬地立於路邊，畢恭畢敬地等待李淵下馬歇息。
武士彠不但免費招待李淵，還不時從自己的馬廄裏挑上幾匹駿馬送給對方。李淵本來就是個武人，武人自然好馬，武士彠不過是投其所好。苦心到底沒有白費，也就在第二年，李淵改任太原府留守，成為主政一方的行政長官。
機會來了，武士彠毫不猶豫地就拋家舍業，到太原留守衙門當了行軍司鎧參軍，官至正七品，比起鷹揚府的小隊正，政治前途無疑又邁出了一大步。不怕進步慢，就怕沒有進步。隨著李淵勢力的不斷上升，李氏集團被天下人普遍看好。武士彠憑著自己精明的大腦，在曆史的轉折時刻押對了寶。
李淵在晉陽舉義旗，武士彠的官階也一步一步隨之擢升。他曾經私下裏對李淵說：“夜曾夢見唐公入西京，騎蒼龍升為天子。”這句話除了有拍馬屁的功效之外，還可以看出武士彠的膽略和獨到的投資眼光。
武士彠拍著胸脯向李淵保證，隻要你敢起兵，我就敢拿出自己的所有積蓄投資入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