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決定，蔣廷黻於後來的《□□》中發出了這樣的慨歎：
對大多數類似的事，孔先生的決定是聰明的。但對我說，我卻希望他：要幹就撥給翁七千萬，要不幹就采納我的意見一文不撥。因為七千萬還可以生產一些鋼材，四千萬就等於白白浪費。抗戰時期中國的妥協精神往往就導致上述的結果。實際上，這都是因為中國人缺乏在一個時期內集中力量從事一件事的習性所造成的結果。雖然人們口頭上叫“軍事第一”，但他們心裏卻想從事許多與戰爭毫無關係的事。
我們常聽說委員長喜歡那些唯唯諾諾的人。我知道：委員長左右的人，的確有些本身根本就沒有定見，有些即使有，又深恐委員長對某事事先已經有了腹案，一旦自己的意見說出來不合於委員長的腹案，豈不尷尬？因此幹脆就不發表意見。
這些官僚們都是在官場這個“江湖”中摸爬滾打多年的老手，而對蔣廷黻這頭嫩犢子，當麵打著“太極拳”，背後便露出“黑砂掌”，極力擠對他。而生性天真耿直的蔣還抱著公事公辦、無愧於心的信念橫衝直撞。殊不知，他所麵對的官僚集團，是十個、一百個甚至一千個蔣廷黻們也無法扳倒的！
當然，蔣廷黻也有偶露崢嶸的時候。1942年的一天，政府高層在蔣介石府邸共同討論印度問題。當時的觀點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譴責英國帝國主義，聲援印度，而另一派認為幫助印度的做法代價太大，得不償失，雙方互不相讓，一時間搞得房間內的氣氛異常緊張。蔣廷黻此時要求發言，得到蔣介石允許後，他說：“首先我請全體出席人注意一個事實：盡管大家說了很多，但沒有一個人提出可行的辦法。我認為我們實際能夠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夠幫助印度的。我們僅僅能充當一個中間人。要充當中間人，中國就不能得罪英印任何一方。任何譴責都或多或少的對於居間調停有損害。我建議宣傳部應該讓報界自由討論，但要請他們注意：盡量避免趨於極端。”聽過蔣的此番主張，有些人認為蔣廷黻是重慶政界最大的傻瓜。最後蔣介石綜合各方議論，說：“我們照廷黻的意見做。”事後證明，國際反響尚可。不過，在更多的時候，蔣的主張往往不管對錯，都成為眾矢之的，遭受到眾人圍攻，每每胎死腹中。
十餘年京官生涯，蔣廷黻究竟開罪了多少官僚政客？沒有人能夠知曉，因為實在是多得數不過來。1946年10月，蔣廷黻被迫辭去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職務的原因即在此。應行政當局之要求，蔣提出辭呈，並於10月5日偕同新署長舉行交替儀式。蔣廷黻曾致簡短之別辭：
今日舉行儀式之主要目的，乃在使各位有機會與新署長見麵，而在新署長未致詞之前，本人願略致數言，藉表寸心。年來總署及各分署同仁均曾為行總工作之推行而盡最大之努力，並有不少犧牲，餘謹此致謝。行總乃一規模宏大之服務機構，故參加行總工作者必以服務精神為本旨，深盼各位去除黨派政見之偏見，而繼續為人類服務，若新署長歡迎各位繼續參加行總工作，則餘深盼各位仍本服務精神，安心工作。李副署長曾與餘共同計劃行總之工作，今渠既受政府任命，自應繼續行總之工作。以餘個人而言，政府曾賜予以一為人類服務之機會，今日各位既有為人類服務之機，自應不斷努力，新署長工作經驗較餘為多，對行總工作自可勝任，而其成績定較餘為良好。
這是在民國所難得讀到的一篇好演說：簡短、尊嚴、而有風度。可惜這並非出自一位政績卓著、功成名就的大員之手，而是一名政壇失意者確切地說是有心報國、無力回天的愛國書生的“謝幕”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