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我考上了長沙長郡中學。長郡中學是在清朝末年廢科舉、興學堂的潮流中，於1904年創辦起來的，起初叫長沙府中學堂。1912年改叫長郡中學。學校以“樸實沉毅”為校訓，出了不少知名人士。我黨一些著名的活動家如郭亮、李維漢、李富春、李立三、陳賡、曾三等同誌，都先後在這個學校讀過書。我是該校第25班的學生。
上中學了，在我們這樣貧寒的家庭中確是一件大事，全家都很高興。記得當時母親為了給我交學費，把她陪嫁的一枚金戒指當掉，送我進了學校。由於家境貧困，在我學習期間，一家人隻好省吃儉用，贖出金戒指，下次交學費時再將它當掉。就這樣，母親的這枚金戒指成為我維持學業的“經濟基礎”。和我一起考入長郡中學的還有任弼時同誌，當時他叫任培國。弼時同誌的父親是一個窮教書先生，他從小跟著父親讀書，家裏靠母親經營年收隻有幾擔穀的薄田，終年不得溫飽。弼時同誌天資聰穎，又是獨子，盡管度日艱難，父母還是咬牙供他上學，每次交學費都是東湊西湊。他的未婚妻陳琮英在工廠做工，掙錢補助他的學習費用。窮困使我們彼此思想接近，感情融洽。我們同窗近三年，朝夕相處，形影不離，互助互濟，成了最親密的朋友。
長郡中學以國語、算術、英文為主課。還有音樂、體育、修身、曆史、地理等副課。弼時同誌學習非常勤奮，他的國文特別好，寫得一手好字，文章也作得漂亮。我的各門功課成績也都不錯。除了主課以外，我最愛好的是體育。長郡中學還以提倡體育運動著名，尤以足球顯赫。據說，從1912年開始，就在長沙各校中連年稱雄。學校的各年級都有足球隊，踢得好的人便被封為“球王”。於是，我也成了足球場上的活躍分子。在我們進學校以前，學校就流傳著“八大球王”的佳話。後來，我們幾個足球愛好者也漸漸踢出了小小的“名氣”，便被稱為“八小球王”。李富春那時也在長郡中學，比我高幾屆，是十六班的學生，那時我和他接觸不多。
十月革命以後，馬列主義逐漸傳入中國，革命思潮迅猛傳播，同時也夾雜著一些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東西。在湖南教育界和學生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那時，學校受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也在提倡學術自由，開展各種主義的學術討論。我也參加了一些討論會。當然，在那個時候，我還不懂馬列主義，也談不上信仰什麼，隻是出於求知和好奇。對於十月革命的影響，反動統治者十分仇視，他們把共產黨誣之為“過激黨”、“虛無黨”。知識分子中各種思想派別都有，鬥爭十分激烈。一次，長郡中學校長彭國鈞在給我們上修身課時，講著講著突然嚴肅起來，他說：“現在世界上有這樣一種思潮，就是俄國的‘過激派’。這些人說‘你的東西就是我的’。這種主張，你們讚成嗎？”我們聽得莫名其妙。那時還不懂得什麼是十月革命。他又激動地說：“讚成的舉手！”結果零零落落地有幾個人舉了手，他們也都糊裏糊塗的。有的人舉起了手又放下了，不知該舉還是不該舉。這個校長在“馬日事變”以後，成了國民黨右派。但是更多的教員，卻有意無意地散布了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宣傳了民主思想。記得有一個北京大學畢業的英文教員熊夢飛。上課前總要發表一些不滿現狀的議論。有一次，他說：“今天我來上課，在街上看到這樣一件事。有的人坐轎子，有的人抬轎子。為什麼會這樣？這不公平！”是的，這不公平！在我們這些出身貧寒的同學中，這些思想引起我們強烈的共鳴。在學校裏，有錢人家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像我們這些靠家裏節衣縮食供養上學的窮孩子，隻敢吃最便宜的飯菜，不敢亂花一個銅板，還經常為學費發愁。我們痛恨這不平等的社會，痛恨那些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貪官汙吏。
1918年，北洋軍閥張敬堯進入湖南，我們學校成了他的兵營，學生們隻好“放假”回家，實際上是失學了。在我們家附近，還有嶽麓書院、工業學校，可是學費昂貴，讀不起。這年我已15歲了，回家吃閑飯，心中十分不安。怎麼辦呢？我聽說江對麵的銅元局招收學徒工人，就和母親商量去做工。母親舍不得我這樣小就去做工，猶豫不決，結果錯過了招工機會。後來我們幾個同學聽說美國人在長沙辦了個湖濱大學，不要學費，家裏隻出點夥食費就行了。我們這些窮學生又動了心，想去那個學校學點英文，結果真的考上了。學了一段時間，使我們大失所望。這個所謂湖濱大學實際上是美帝國主義進行文化侵略的教會學校，以讀聖經為主，每天以大量時間背誦聖經。我實在沒有什麼興趣，也不大用功。有一次，牧師讓我起來背聖經，我背不出來，牧師讓我在教室前罰站。我受不了這種侮辱，一氣之下把聖經狠狠地摔在地上。這可犯下了彌天大罪，我被開除了。我離開學校之後，和我同去的那幾個同學看實在學不到什麼東西，也相繼離開了學校。不久，長郡中學複課，我們又回到學校繼續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