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堯被驅以後，湖南軍閥譚延闓上台。由於譚延闓是借支持學生驅張運動之機上台的，所以執政之初，為了粉飾門麵，社會上民主空氣較前活躍。長沙的一些報刊介紹十月革命的內容也多起來了。毛澤東同誌創辦的《湘江評論》，就是當時最為突出的進步刊物。他們聯絡進步人士，宣傳十月革命，宣傳新文化、新思想，這些在我們青年學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1920年夏天，學校放暑假，我和弼時同誌商量好不回家，找事情做。這樣可為家裏節省一點路費，更重要的是再有幾個月就要畢業了，必須為畢業以後的出路想辦法。在那個社會裏，父母送子女上學的確不容易，畢業以後家中就可望得濟。假如再回家吃閑飯，一頓兩頓尚可，吃長了家裏人就麵有難色，自己也不好意思。眼下我們兩人麵臨的共同境遇是，依靠家中資助繼續升學顯然不可能，隻有盡快地謀個職業以自立。我們白天結伴而行，夜晚共宿一舍，反複商談著。我們想畢業以後隻謀個小職業，混碗飯吃，太不甘心了。記得有一天，我倆在街上經過一個畫像館，弼時同誌看了外麵掛著的畫像，胸有成竹地對我說，“這種畫我們也可以畫。畫一張畫可以掙不少錢，就不會餓肚子了。”於是，他立即買了一點碳墨和紙，回到宿舍我們就畫起來了。弼時畫畫很有天賦，第一張就畫得很好，第二張畫成時，拿到畫像館去與那裏掛著的畫像對照，竟比那家畫像館的畫還要高明。而我則畫得不如他。直到後來弼時同誌被派到武漢為黨做地下工作時，還以畫像為掩護。記得弼時同誌發現自己的繪畫才能時說，雖然社會職業對於一個剛剛從學校出來的學生都是關閉的，但憑一技之長似乎也不難活下去。但是我們當時苦惱的並不是找這樣的一條出路。青年人總是有理想的，我們不願在內憂外患的國度裏，做任人宰割的牛馬，做一個僅僅為了謀生而活著的人，而想尋找我們理想中的最好的出路。那時我們所向往的是效仿前幾批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到國外去見見世麵，一邊工作，一邊求學，以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來改造這不平等的社會。可是當時赴法勤工儉學已經不派了，隻得另外尋找出路。有一天，弼時同誌從街上回來，看到我高興地說：“有辦法了，有辦法了！”我忙問他有什麼辦法，他說：“我們到俄國去。”我聽後十分激動。弼時告訴我，他聽同鄉任嶽說，長沙組織了一個俄羅斯研究會，聽說準備送一些學生去俄國勤工儉學。任嶽在船山中學讀書，認識那裏參加組織俄羅斯研究會的校長“賀胡子”，可以通過他介紹參加俄羅斯研究會，還可以爭取去俄國。弼時同誌當時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結識了不少革命前輩和同誌。1920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方維夏等同誌在長沙籌辦俄羅斯研究會。方維夏、何叔衡當時都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出麵組織這種表麵看來是學術性的團體比較有利。也算碰得巧，正當俄羅斯研究會籌備組織之時，弼時和我及時找到了線索。那天中午，天氣很熱，我們躺在宿舍的床上，輾轉反側，興奮得睡不著。去不去？還有幾個月就要畢業了，文憑還要不要？商量來商量去，兩人都橫下一條心，去！文憑不要了。我們立即找到任嶽，通過船山中學校長賀明範的關係，提出申請，填了表，加入了俄羅斯研究會。當時俄羅斯研究會的書記幹事是毛澤東同誌。這個研究會“以研究關於俄羅斯之一切事情為首”，會務有三：“一、從事於俄國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發行俄羅斯叢刊；二、派人赴俄從事實際調查；三、提倡留俄勤工儉學。”在俄羅斯研究會，每周組織幾次討論會、報告會。記得毛澤東同誌搞了好多題目，準備係統介紹俄國革命情況。那時毛澤東、何叔衡、方維夏等同誌，已是湖南負有盛名的社會活動家了，是我們的長輩，而我們還是一幫初出茅廬的青年娃娃，所以隻是欽佩他們，聽過他們講課，沒有更多的接觸。我們在俄羅斯研究會聽了幾次課，初步知道了俄國革命是建立工農當家做主、沒有壓迫剝削的社會。要想實現這樣一個平等的社會，就要像俄國那樣進行革命。沒過多久，也是在8月份，俄羅斯研究會準備派第一批學生赴俄勤工儉學，我和弼時同誌都被選上了。和我們一批的共六個人，還有任嶽、周昭秋、胡士廉和陳啟沃。
赴俄決心下定，我們各自籌措路費。我回家後便和母親、大哥商量。母親雖然舍不得我漂洋過海，遠走他鄉，但禁不住我反複解釋和大哥的支持。她也深知，兒子繼續升學已不可能，自己能幫助兒子選擇的出路無非是找個地方當學徒。出洋既可以做工，又可以繼續讀書，或許是一個更好的出路。誰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有出息。就這樣，母親最後還是同意了。她又一次當掉陪嫁的那枚金戒指和家中值點錢的東西，把姐姐繡花換來的一點錢也全部拿出，大哥又幫了一些，共湊了30元錢。弼時同誌困難更大。他是獨子，離家遠去，母親無人奉養，路費就更困難了。但這些都不能動搖我們追求理想的決心。我們都說服了家裏，做了妥善的安排。這樣在俄羅斯研究會的安排和幫助下，應著時代的呼喚，我們邁開了走向革命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