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疾病、窮困的惡劣環境裏度過了他幾乎全部的童年生活。唯一幸運的是，他有一個賢慧而又堅強的母親。在父親去世後，母親就用瘦小的肩膀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的重擔。那時的香港，百業蕭條，即便是年富力強的男子要養活一家人都十分艱難，更何況一個婦道人家還要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兒女——那時霍英東7歲，他的兩個姐妹一個9歲，一個5歲，都是隻能吃飯、不能做事的年齡。但是霍英東的母親異常堅強。她擦幹眼淚，毅然接過丈夫留下來的駁運生意，起早貪黑，來回顛簸。好在霍英東的父親在世時人緣極好，母親又豁達得體，不少貨主和舢舨主人都可憐她一家孤兒寡母，與她建立了相對固定的生意關係，一家人的日子才勉強得以維持。
每當霍英東三更夢醒的時候，他常常見到勞累、奔波了一天的母親在昏黃的燈下穿針引錢，縫縫補補忙個不停。在霍英東看來，母親既像村頭的大橡樹時刻為孩子們遮風擋雨，又像一隻盡職的老母雞把雞雛都護在羽翼下。
鑄就孩子奮進意識
霍英東的母親時刻支持孩子在逆境中煥發奮進的意識，與磨難做一番較量。讀到中學三年級時，日本侵略軍打到了廣東。家裏再也交不起學費，霍英東也不願再死啃書本，他懇求母親說：“我已經是18歲的男子漢了，讓我幹活吧！我要讓你們過上好日子！”
母親心中暗暗地默許了，她知道，孩子將從社會的最底層，開始他的人生奮鬥。
霍英東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艘舊式的渡輪上當加煤工。可是他的身體實在太單薄了，顧得上鏟煤就顧不上開爐門，剛上崗就被辭退了。不久，日本占領軍擴建啟德機場，需要大量勞工，但工資非常低，每天隻給半磅配給米和七角五分錢。而霍英東從他家所在的灣仔乘車到機場，路費就得要八角錢！霍英東沒有辦法，隻好多吃苦跑路，省下這筆交通費。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步行趕到碼頭，花一角錢渡過海，然後騎車趕到機場上班。勞工們幹的都是苦力活，挖石抬土，消耗很大，但食物卻很少，一天隻能吃到一碗粥和一塊米糕。霍英東總是感到又累又餓。有一天，工頭讓他去搬重達50加侖的煤油桶，結果被砸斷了一根手指！那工頭也是中國人，出於同情，把霍英東調去學做汽車修理工。可是沒過多久，喜歡冒險的霍英東自己試開汽車，結果把車撞壞了，又被炒了魷魚。對於霍英東經曆的這一切，母親從來沒有責備過他，而總是極力鼓勵和支持，使得霍英東有了繼續奮鬥的勇氣和信心。
1942年，霍英東的母親與他人合股在香港灣仔開了一間“有如”的雜貨店，她讓霍英東來幫她的忙，霍英東從此走上了經商之路。霍英東是獨子，但母親一點也不寵他，而任他在人世間摔打、磨練，即使碰得頭破血流，也要讓他自己舔幹血跡，從頭再來。
在母親店裏幫忙對霍英東來說是一個經營大生意前的好訓練，因為在繁忙的時候他甚至會麵對二十多個顧客。盡管老板是自己的親身母親，但霍英東仍然不敢有半分的閃失。他知道，倘若價錢不能做到麵麵俱到，顧客舍你而去，母親就會毫不留情地扣除你當日的全數工資。在母親的店裏，霍英東學會了察顏觀色、待人接物。
霍英東的母親對他要求非常嚴格。有一次，霍英東借了10元港幣的賬，母親板著臉站在一旁，查了整整一個通宵，直到弄清去處才罷休。
霍英東從母親身上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讓他在苦難中也沒有流於平庸的掙紮，而是煥發起一種昂揚的生命鬥誌，永不屈服於命運的捉弄。“在磨難中，也要挺起脊梁”。這是母親給霍英東最好的教育，這是一筆取之不竭的生命財富，這更是推動他敢於和苦難做鬥爭的不息力量，在這種力量的鼓舞之下霍英東在校讀書很是勤奮，成績總是排在前幾名。他後來回憶說：“那時我讀書十分專心，總是不甘落後，偶有成績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覺臉紅。”在他考上香港著名的皇仁書院時，霍英東曾一度為學雜費發愁，可霍英東的母親卻當即表示全家人勒緊了褲腰帶也要供霍英東讀書，母親的這種與困境作鬥爭的決心，讓霍英東震撼不已。為了省下一點錢，霍英東常常不坐電車，花半個鍾頭急步上學。在學校裏他最喜歡的課外活動便是踢球，大概因為他當時身體比較瘦弱，想練出一副強健的體格。不過，他不敢踢得太久，總是匆匆地踢三幾十分鍾便急著跑回家，因為要回去幫助媽媽記帳和送發票。他後來回憶說：“這種緊張生活，經常弄得我筋疲力盡，頭昏眼花，甚至神經衰弱。不過，這對於我又是一個極好的鍛煉，使我後來走上社會以後，不管生活多麼艱辛，工作多麼繁忙，自己也不畏懼，倒是能夠從容對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