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護車來了，帶著母親和我去了醫院。當我們到達醫院時，父親已經在那等著了。一個看起來好像剛從學校畢業的醫生宣布母親到達醫院時已經死亡。他輕輕地蒙上了母親的臉，又勸我父親回家。父親悲傷地點頭，我盡快出發去我位於以色列國防軍總部附近的辦公室通知阿姆農。
我坐在電話旁撥通了軍事電話接線員的電話：“請幫我接210單位。這裏有非常緊急的家事。”從我說話的語氣裏，接線員能很明顯地感覺到我不是在跟她開玩笑。她竭盡所能地幫我接通運河區阿姆農單位的電話。最後，她接通了電話並找到了我的弟弟。等待時，她一直麵對著閃爍的總機，我死死地盯著空白的牆麵。
“他來了！”突然她說，一邊說，一邊叫喊著。“他在這裏。請說話。”
“阿姆農！”沒有應答。我所感受到的就隻有安靜和電話鈴聲。“他沒有聽見你說話，”操作員解釋著。“那我們該怎麼辦？”
“他能聽見你說話嗎？”我焦急地問。“是的，他能聽見我說話。你想要我幫你傳話嗎？”聽得出來，她很渴望幫助我。
“是的，我需要你幫我捎句話。我知道這很難，但還是要請你和他說，‘羅尼說母親去世了，趕緊回家吧。’”
“我來告訴他！”一道重重的沉默被打碎了。“那你們倆人是什麼關係？”
“他是我弟弟。”“羅尼，你在線等待一下。”一陣安靜過後，我聽見了她的聲音。這似乎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像一個特別糟糕的錄音在回蕩。“阿……姆……農，你的母……母親……去世……去世了。羅尼讓你回家……家。”
葬禮結束後，我把媽媽寫給烏裏的信給他了。哥哥靠在塵土飛揚的柏樹上飛快地讀著信。母親信中的錯字在這次沒有使他微笑，相反，他的下嘴唇顫抖了一下，隨後他把信遞給了他的妻子柏盧麗雅，柏盧麗雅讀後哭了。最後她把信交給了我，我把它放在了我的口袋裏。
阿姆農從運河直接去了葬禮現場，他建議我們和父親一起睡在家裏，不能讓父親在作為一個鰥夫的第一個晚上獨自在家。吃晚餐成了一件很憂傷的事情。當晚餐結束的時候，父親去了他的臥室，我們兄弟去了自己的老房子裏。在那我們再次閱讀了母親最後的信。信中她還提到了烏裏克和柏盧麗克──她最最親愛的孫子。她還寫到了馬蒂亞的父親，他從國外旅行回來時還給大家帶回了禮物，她非常高興，她和父親還計劃要和馬蒂亞的父母一起去看戲。星期六她獨自一人在家，以她獨特的
風格寫道：“羅尼整天和馬蒂亞待在一起，爸爸卻一直在工作，總是在外麵忙著……”最後她以對在基布茲生活的孫子的囑托作為信的結尾。“誰知道如何寫，請寫……我有很多時間去閱讀。誰知道怎麼畫，請畫……隻為等待非常、非常長的信。”她沒有提及正在吞噬她生命的疾病或者因為她最小的兒子被應征入伍而感到的孤獨。多年以後，當我的小兒子去參軍，房子裏空空如也時，我才意識到那封信裏所描述的孤獨感。
毫無疑問，我沒能去參加希伯來大學的麵試。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給他們發去致歉信。隨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猶豫不決我究竟該學什麼專業，但最後我決定去攻讀以色列理工大學的運籌學碩士學位。這需要我每周有一個白天要在海法（以色列地名），有一個晚上在特拉維夫。我還提交了一份關於我博士論文的建議，但是途中我改變了研究方向。馬蒂亞意識到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一個現實問題，那就是讓她作為一個建築師養活一個家庭是很困難的。於是她決定將她的學業方向改為交通工程。
在1969年，母親去世一年後，馬蒂亞和我舉行了一場樸素的婚禮。時間又過了一年，懷孕的馬蒂亞開始在運輸工程領域工作。不知不覺，我們陷入了成家生小孩和謀求職業發展的困擾中。她的道路是明確的，而我的道路卻還是未知數。雖然我擁有大學學曆並在以色列國防軍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我也很清楚我的強項在哪，但是我還是不知道我該走哪條路。
和馬蒂亞的共同生活從這裏開始
美麗漂亮的新娘馬蒂亞
和馬蒂亞的婚禮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