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覺前，在我們的房間裏，我看到阿姆農已經幫我整理好了床鋪。我知道他很沮喪，就像我當年看到烏裏將參軍的時候一樣，這是離別時表現出的愛的姿態。作為哥哥，我打心底裏的確想對他說些什麼，可我們在家裏一般都不談論感情，取而代之的是，我跟他開起關於媽媽煎得有些糊的蛋卷的玩笑。接著我們下了盤國際象棋，他戰勝了我。作為獎勵，我給了他一把精致的隨身小折刀，我知道這是他垂涎了許久的東西。之後，我們都睡下了，他充滿哀傷，而我則非常地興奮。
1968的6月，正好是“六日戰爭”整整一年後，那時我在軍隊裏，幾乎每天都回家。我當時正在準備希伯來大學特拉維夫校區的麵試，我想攻讀那裏的碩士學位課程。但是，不再是電氣工程專業了，因為電氣工程專業已經變得不適合我了。為了不再繼續無聊的另一個三年，我決定換個專業，轉到工業工
程與管理方向。雖然，我對這個科學的了解比起我一年前對電的了解多不了多少，但這個領域聽起來更廣泛、更多樣化。我想我做出第二次選擇時了解的情況也就比第一次選擇時多那麼一點點，盡管我也是瞎蒙，但是我會命中目標的。
在我麵試的那天，我媽媽生病了。在我離開家前，我給她沏了杯茶並陪她坐了一會。她已經不舒服很長一段時間了。坐在床上，她幾乎不能喝東西了，但是為了讓我高興，她還是喝了一點點我給她沏的茶。她沒有胃口，連她的妹妹——西瑪阿姨，阿泰克的妻子，帶來的熱雞湯她都沒有嚐一下。她用盡了她所有的力氣給烏裏寫了一封信。媽媽設法把信放進了信封，但是都沒能把它封好，並交代我：“羅尼，修正裏邊的錯字，把它寄出去。”我點了點頭，把信封放在我的襯衫口袋裏。當時我趕時間，怕麵試遲到。對於她信中的錯字，我想最好還是保持原樣。這些東西肯定會讓烏裏微笑的。盡管父親和母親都一樣出生在波蘭，但父親的希伯來語還是不錯的，而母親卻從來沒有完全掌握希伯來語。
我走進廚房，為自己泡了杯咖啡，一飲而盡後回到我母親的床邊，幫她拿走了茶杯，並和她道別：“媽媽，我要走了。”媽媽說：“去吧，羅尼，祝你成功！謝謝你為我沏的茶。
告訴爸爸，他不用早點回家，我很好。別忘了你口袋裏的信哦。”我走到門口打開門，一陣清新的微風迎麵飄過。我不知道是什麼讓我停下來，我回到了父母的房間，叫了一聲：“媽媽！”
她沒有回答。我碰了碰她，她也沒有反應。她閉著眼睛，我又試著叫了聲：“媽媽！希夫娜!”仍然是一片沉默。我清楚地記得她穿的是什麼衣服，她是什麼表情，筆從她張開的手中滑到了地上。我發現她已經走了，永遠地離開我了。我不記得當時我是什麼感覺，我也不想記得。我不認為在這一刻之前我們還交談過。即使是現在，談論這些對我來說都是難以忍受的。那時我才24歲。
當時我第一個想到是弟弟阿姆農，他最依戀母親了。當時他是蘇伊士運河區一個裝甲旅的信號員，我該怎麼告訴他呢？
我第二個想到的是，很遺憾在母親去世前馬蒂亞和我還沒有結婚。我知道母親一直在悄悄地、耐心地等待和期盼著我們結婚，甚至沒有對我們說過一句催促的話。我和馬蒂亞是在兩個年前相識的——1966年6月6日，一個月前我正好學完了在以色列理工大學的學位，並開始我的軍隊服役生活，那天又恰好比“六日戰爭”幾乎早了一年。從那時起，她的父母對我的父母變得非常地友好，而且在一個星期前他們還一起去看戲了。馬蒂亞和我已經生活在一起，而且雙方父母都不理解我們在等待什麼，怎麼還不結婚。
我第三個想到的是我應當哭出來，打電話尋求幫助，至少做點事情，雖然沒什麼可以做的。我不需要醫生來告訴我母親已經去世了。我叫了救護車並告訴了他們地址。然後打電話告訴了我的父親，並讓他立即去艾希洛夫醫院。烏裏在基布茲，我也需要通知他，但是我必須先告訴阿姆農。民用電話是不可
能打通軍人的軍用電話的，所以要想和我弟弟通電話，我必須去我的軍隊辦公室。而且我還不能直接撥通阿姆農單位的電話，每一個電話都要經過一個軍事交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