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公司的辦公室搬到了哈亞克大街111號，麵朝大海，臨近我父母位於諾道爾27號的公寓。這使我能夠經常去公寓裏看望父親。自從母親去世後，父親變得孤獨，沉默寡言，而且越來越脫離這個社會。公寓裏的擺設都跟我母親去世的時候一樣。他不斷地向母親種在陽台上的巨大仙人掌澆水，但並不知道該怎麼養護它們，最終大多都因為澆了太多的水而死去。父親盡職盡責地喂養母親留下的魚兒，然而這些魚兒同樣在沒有母親的照料下變得虛弱不堪。
父親熱愛其作為印刷社經理的工作，如今他隻身一人，社會活動已大幅減少。我的哥哥烏裏經常邀請他去基布茲，馬蒂亞和我則讓他經常來我家小住。我弟弟阿姆農那時已經從部隊退役，並開始在特拉維夫大學學習經濟學，因此他住回了家裏。然而，父親仍然非常孤單。他仍像往常一樣保持著大量閱讀的習慣，但品味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不再喜歡看托爾斯泰的作品，而是經常沉浸在猶太教法典學者邁蒙尼德的作品裏，好像他突然發現了宗教的魅力所在。我沒有詢問他這樣轉變的原因，因為在我們家庭裏，我們通常都不打聽對方的個人隱私。馬蒂亞和我盡可能經常帶著兒子利蘭去看望父親。隻有在看到自己孫子的時候，父親才會暫時忘卻悲傷，尋找各種辦法逗樂小寶貝。
1973年1月10日，我們聚在一起慶祝阿姆農的生日，馬蒂亞帶來了美味的蛋糕，父親現場做了一個幽默的講話。生日派對結束得很晚，我在第二天淩晨才睡眼惺忪地返回辦公室。正當我要撕下前一天日曆的時候，阿姆農打來電話。“快點回家！”他的語氣有些奇怪。“為什麼？發生了什麼？你還好嗎？”我問道。阿姆農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話語中有幾分怒氣：“你難道沒聽到我說的嗎？現在立即回家。”
我放下手頭的東西，一路跑回公寓。在樓梯間，我差點與從診所來的家庭醫生撞了個滿懷。他看到是我，就試圖向我說明些什麼。這也是一些護理人員之前告訴過我的，不過我不太理解他所說的，隻顧著兩步並作一步地向樓上跑去。盡管年紀不小了，這位醫生還是快速地跟著我，一點兒也沒落下。阿姆農呆坐在起居室，臉色蒼白，不知所措。他用手指了指父母的房間，我跟家庭醫生一起快步走了進去。父親背靠在床頭上，一動不動，床邊放著他看的最後一本書——《鬥士的演講》（後來出版的英文版書名是《第七日》，斯赫·羅哈密著）。他的手放在封麵上，好像他剛看完並將老花鏡折疊放好。父親看上去就像安詳地睡著了，但已經沒了呼吸。家庭醫生俯身看了看父親，然後直起身子，囔囔地說：“抱歉，真的很抱歉！”他說話的語氣更像是一個朋友，而非醫生。
隨後，我打了一通電話，其實我心裏已經有所準備。父親的死因是心髒驟停，但正像醫生所說，一個人在睡夢中離去是一種福分。父親應當是在毫無感覺的情況下離去的，他看上去安詳平和，我敢確信他沒受到什麼痛苦。阿姆農仍然處於極度震驚的狀態，斷斷續續地解釋說，就在他給我打完電話之後，他聯係了診所，原本接電話的護士告訴他那個時間他們不出診，但阿姆農提高了嗓門，堅持要直接跟醫生通話，之後醫生迅速地趕到我們家裏。直到父親被放上擔架，阿姆農才緩過神，大聲地哭了起來。而我盡管內心悲痛萬分，卻沒有哭出來。我們兄弟倆經曆了同樣的生死別離之痛，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在身邊，而父親去世的時候他在身邊。從此，我們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兒。父母的生命曆程短暫而艱辛，但卻充滿了意義和溫暖。他們去世的時候年齡都相對不大：母親是在61歲的時候離世的，父親比母親要小三歲，去世的時候也才62歲。他們是一對理想主義城市的先鋒，過著我們很難想象的簡樸生活。一生含辛茹苦養育了我們兄弟三人，對我們無欲無求。他們絕對地信奉集體責任，並將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諸如“我有權這樣”或者“那是我應得的”之類的話他們從來都不會說，甚至在他們內心也從來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他們努力工作，竭盡全力地教育我們。
不管是在個人層麵還是在國家層麵，以色列人都互幫互助，樂善好施。當父親把反抗謀害其家人的納粹當做自己的責任，並誌願加入猶太旅團的時候，母親從未因為撇下她跟兩個幼子而去勸阻父親。母親深知，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有其社會角色，她應當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在父母親的內心和思想中，他們深知，以色列這片熱土上的猶太人必須團結一心，組成自己的聯盟和陣線。團結是以色列複興的一個必要條件。他們深愛著這片土地，盡管不太富裕，他們還是去了全國各地旅行並樂在其中，有時他們擠在朋友的小卡車裏去旅行，有時他們一起在亞爾孔河揚帆，之後就幾乎身無分文。在父母位於特拉維夫的公寓裏，時常有朋友來跳舞聚會，僅有的設施是一台留聲機和一些唱片。尤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生活哲學是，工作是一種特權；精神需求優先於物質需求；這個猶太國家是個天賜的禮物；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在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和阿姆農都已經是大小夥子了，然而這並不能減輕我們失去父親的痛苦。阿姆農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我，則將自己封閉在惱怒的藩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