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以色列國會也就是眾議院舉行選舉。我對政治很感興趣，但既然我已答應過父母，我隻會在業餘時間工作，因此我決定把工作和愛好結合起來，作為一名招聘專員為以色列工人黨工作。有人遞給我住在特拉維夫的佛羅倫薩地區的人員名單，一連好幾天，隻要一放學，我就對名單上的家庭進行逐一尋訪，標記出每個家庭成員是“黨員”、“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這樣工人黨就可以知道它的選民在哪裏。這份工作將在選舉日那天結束，這個時間點與我青年運動的下一個宿營計劃有點衝突，那個計劃是在選舉日三天前開始。我向宿營組長解釋了這個情況，並請求允許我稍晚一些趕到內蓋夫的營地。“不行，絕對不行！”他憤怒地回應道，“紀律就是紀律。按照約定你將會和其他所有人一起去……沒有任何例外。”然後還繼續挖苦道：“為什麼你總是與眾不同呢？”隨後我離開了，沒有設法去達成妥協。該小組按計劃動身前往營地，我繼續為工人黨工作，就在這時我加入了工人黨。
我記得，就是那一次，我被小組委員會拷問，這是一場由同誌們組織的審訊。大約在我抵達營地的三天後，委員會召集了會議，叫我來澄清理由。聽了我的解釋，他們沒有任何客氣的言語，直截了當地把我從營地驅逐了出去。有多數票反對我，結果就是這樣。
我之所以去營地，當然是確信事情會有轉機。我帶著滿滿一箱子好吃的東西，足以讓我維持一個月的時間。我不可能在三天後就回家。我該怎麼和我的父母解釋呢？很快我就決定拖延時間，這對我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我拿著行李箱，去了比爾圖維亞村我舅舅茲維的家，他是我母親的哥哥。他看到我進門時大喊道：“太好了，你來這裏！”而且，沒有糾纏著問我為什麼突然來訪，他讓我在雞舍和附近的果園工作。他們讓我住在外公和外婆曾經的臥室。我的外公阿魯恩（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我出生的前兩年就去世了。在進入他們的房間時，我敢肯定我外婆莎拉的氣息就在四壁之內徘徊。我很高興，住在新的臨時住所也很習慣，我在比爾圖維亞度過了美好的十四天。我幫助舅舅把果園“讓沙漠變綠洲”，吃得也好，用完了我帶來的食物，然後就回家了。幸運的是，我的父母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我提前回來了。
在家裏，我心中盤算著是否應該返回青年運動。我想念我的朋友們，但我的名譽已經被玷汙了，所以我決定不回去了。因此，當我十二年級的時候，我就不再是青年聯合運動的成員了。我當初對自己的承諾——如果不被阿圖島獎學金計劃錄取，我將與青年運動的夥伴們一起加入到青年先鋒戰鬥隊——變成了一句空話。這僅僅是虛張聲勢罷了。
事實上，從那一刻起我已經把個人意願置於團體之上了，阿圖島課程已經成為我唯一的選擇。那時候，我已經認識到，魅力和自信僅僅是個體與群體角逐時一種叫囂的資本。任何一個對安全可靠的勝利之路感興趣的人，都會很好地投資與他人的關係，並確保權力的平衡有利於自己的目標實現。為了自身的利益認真考慮群體的意見——無論群體是誰，都是一種非常明智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