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後，傑克》就像一出黑色幽默劇，無一例外，三個主角都無可救藥地可鄙。小說的喜劇感大多是由於戲劇性反諷所致：弗朗茲可笑的愚笨之舉，主人公們日常生活當中古怪而令人生厭的肉欲，這一切不停地從那層薄薄的冠冕堂皇的遮板裏顯露出來。對小說中陳腐氣息描寫的關鍵詞是“庸俗”（poshlost）；納博科夫用它來表示“顯而易見廉價的東西”，“虛假的意義，虛假的美麗，虛假的聰明，虛假的魅力”；它“不僅是美學判斷，更是道德指控”。納博科夫在小說中第一次用到這個詞，它最直白、最災難性的體現就是瑪莎那種布爾喬亞的矯情。
與此同時，另一個重要主題命運也以主力形式登場。自籌劃謀殺之日起，瑪莎就受無常命運的擺布。無常的命運嚴重幹擾了她憑直覺強製控製的世界。“生活應該嚴格按計劃進行，”她說，“沒有一絲走脫，沒有反複無常的拐彎和扭擺。”然而，故事中充滿了“拐彎和扭擺”——差點脫身，差點衝突，不期而遇，幾乎錯過——動搖了她僵硬的立場。她也樂意接受任何發生的事情，用於解釋讚成德雷爾的死亡和她與弗朗茲的田園詩般未來。
小說反諷的核心動力來自真實和隱喻意義上的盲目。這一核心主題最明顯見於弗朗茲。他不僅是不戴眼鏡，就成了睜眼瞎，而且，在瑪莎勾引的影響之下，他也完全成了一個盲從者——“在他精心擦拭的鏡片背後，是他完全臣服的眼睛”。德雷爾看見每一個過客都認為是潛在的殺手，但卻從來沒有懷疑最親近他的人，而瑪莎被欲望和貪婪蒙住了眼睛，忘記了自身的冒險。她也無視弗朗茲身上潛在的邪惡，他一旦脫離了她的控製，他的邪惡必將冒出頭來。納博科夫給了讀者冷冷的一瞥，瞥見他的未來“年老多病，還會犯下比殺舅還惡劣的罪行”。
盡管在《瑪麗》中，視角的改變引發了一串啟示和釋放，但在此處，納博科夫結合了時空的轉換，從而強調他對這些場景的主宰，強調他的主人公們身陷其中的程度——像“囚徒”一樣完全聽令於他——從而揭露小說世界的內在虛構性。這在小說開始一幕就已定下基調。一列火車開出站，站台掛鍾分針“一彈”，就“攪動了整個世界”。火車出發的行動變成了一個隱喻，暗示了納博科夫故事的殘酷進程，隻不過不像這列火車，故事沒有明顯的預設的終點。再次使用了陌生化原理，納博科夫采納了一個真正可視的角度，維持那短暫的不安但熟悉的動感，似乎是從可移動的物體轉移到靜止不動的環境。通常而言，理性和邏輯會很快打消這感覺：
那些柱子將一個接一個地開始走過，將煙頭、廢票、陽光斑點和痰帶上一次無名的旅程；一輛行李推車將滑過，輪胎一動不動；然後是一個報攤，掛了誘人的雜誌封麵……移動的站台上到處是人、人、人，他們在動著腳，又站著不動，在大步向前，步伐又在後退，像在一場痛苦的夢中，充滿了難以置信的努力。
這瘋狂的圖景引出了破壞性的動力——這些東西感覺上並不完全是看上去那樣——從而強調了意外的重要性和依賴傳統理解模式的假定之愚蠢。從一開始，正是一個潛在的悄悄藏在小說前置行為背後的主題暗中削弱了敘事的完整性。比如，當弗朗茲在柏林的第一天早上醒來時，他覺得像穿越了一層層的意識然後上升，最終抵達了“新的時刻，似是而非的意識”，但卻證明依然是夢幻狀態。看起來是現實的東西“遽然失去現實的丁當聲”，以至於真正的現實變得難以確認——“誰知道？這是現實嗎？終極現實嗎？或僅僅是一場新的具有欺騙性的夢？”
這種不確定感，這種存在於奇幻中的感覺，變得更複雜：由於頭天晚上踩爛了眼鏡，弗朗茲在柏林的第一天就成了睜眼瞎，迷糊著眼睛在城裏遊蕩。一個本應該看起來絕對的世界，突然變成一個令人不安但卻相當“精致”、“失重”、“璀璨而不穩定的”虛幻世界，一個空靈的海市蜃樓，充滿幻影、迷霧和幽靈。同時，由於弗朗茲的房東、曾經的魔術師“老”恩裏希的若隱若現，小說的虛幻品質進一步擴大。恩裏希相信——某種程度上，對作為全知全能作者的納博科夫的惡意戲仿——他“用幾招巧手從空靈的幻想中創造了弗朗茲”：
因為他非常清楚……整個世界隻是他的把戲，所有這些人……的存在全靠他的想象力、他的暗示和他靈活的雙手。
盡管在某種層麵，《王，後，傑克》是一個關於墮落、欲望和謀殺的簡單故事，但在許多方麵，它開啟了納博科夫後來作品結構和主題的複雜性。除了引入毀滅性的三角關係（這是《黑暗中的笑聲》、《洛麗塔》和《阿達》的主線），它所展示出的敘事策略，提供了一種有用的方式，確認納博科夫未來“建構”的關鍵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