谘詢師：你又是怎樣麵對這種情況的？
G：有時候想自殺！
谘詢師：自殺過沒有？
G：自殺過。
G母：他嚐試過幾次自殺。
谘詢師：什麼形式的自殺？
G：我嚐試過割脈，但是割得不那麼厲害。
谘詢師：能給我看一下嗎？G伸出兩隻手，手腕上有兩條淡淡的傷痕。G說，這是來訪前幾天剛割的，是因為心中的壓力已經擠得自己快發瘋了。他感覺自己心理上有承受不了的壓力，而精神科的藥物對他來說根本是吃不吃無所謂的事，根本無法製止他想自殺的念頭。谘詢師：（對G父母）建議你們與精神科醫師商議一下，是否可以調整用藥了。
G：算了吧，你別讓吃什麼亂七八糟的藥了，我都已經受夠了，這種難受你能理解嗎？
谘詢師：噢，我這裏不配藥，但是一個良好的精神類藥物，對你的情緒有一定控製作用。隻有情緒保持在一定穩定的狀態下，介入一些非藥物的心理治療才會更有效。當然，你還得保證在谘詢的過程中不能自殺，你現在這個意識狀態能夠控製自己作出這樣的承諾嗎？人類的自殺行為與一些哺乳動物（比如鯨魚或海豚）的自殺行為如出一轍，都是一種“終極防禦機製”，當失去生命可以讓自己從麵對現實的不適中解脫時，許多人都在這樣嚐試著。有時這種不適感是內心與環境對稱的體驗，比如麵臨絕境無路可尋時，為了尊嚴而作的選擇；而自殺有時與環境又是不對稱的，比如由自己的誤判、錯覺、妄想、幻象所致，這種情況出現時，有理由相信，這當然就是“心理疾病”，比如一些嚴重的抑鬱症，就容易出現這樣的自殺念頭，甚至轉化為自殺行為。抑鬱症治療的手段由於受限於心理衛生事業信息麵及技術麵的狹窄，長期以來的治療（包括其他的一些心理或精神障礙治療）更依賴於藥物介入。但西方的治療已經更為開放，除了必需的藥物外，個體心理機能提升、家庭係統支持及社會化的建構都需要非藥物心理谘詢與治療作為主角的介入。而對G的治療，精神藥物顯然沒有起到應有的良好效果，當前製止G的自殺動機和念頭是當務之急。但G卻不以為然。其實自殺除了尊嚴和疾病所導致的原因外，或許還有其他意義，比如引起重要人物的重視等，但這類自殺往往隻是一種威懾的信號而已。G：我知道，但我無所謂。
谘詢師：我們得有一個合作，我來幫你尋找到你想要的東西，不管那是什麼，我們得有這麼一次嚐試，好嗎？如果讓你感覺更好一點，你覺得你需要做些什麼？
G：我要的東西？這時G用眼神瞟了父母一眼又陷入沉默中。在谘詢中的沉默，往往是很好的審視機會，衝突往往在沉默後點燃或消融，沉默是一種理性的回歸。為了保證谘詢節奏的合理，有經驗的谘詢師往往在沉默的恰當時機拋出延續沉默前話題的選擇性提問。谘詢師：那我們看看是不是需要父母和你更好地相處，重新塑造一下家庭環境？同時，讓我們更好地認清自己並且更自然地生活？找到生活更明確的意義，然後保持更多的樂觀心態？ 谘詢師的選擇性提問好像抓住G的思想閥門似的，G開始了他的陳述。G：這麼說吧，我也知道環境是有限的。我以前生病時獨自一人住在日本，媽媽那時好像更理解我，對此我感覺更輕鬆一些。所以我其實也想和那時一樣，非常想擁有自由，比如可以自己作一些選擇，我知道自己可以。雖然我曾經嚐試過選擇，但非常恐懼，相當恐懼，簡直就是世界末日一般。但我現在總對自己說，一切會好起來的，我得趕緊好起來。我情緒再穩定一些時，還是會考慮一些東西的。不要總是把我當成病人，包括父母，包括你們醫生或谘詢師，都不要用那種眼神看我。我有作為一個人正常的活法和想法。我也懂規矩，也很禮貌。麵對將來的態度，就是想做好一個正經人，不逾越《聖經》地生活著，要過聖徒般規規矩矩的生活。
但是，一旦我想到要過這樣的生活，潛意識裏好像總有一股力量與我在鬥爭；哪怕我嚐試著按照《聖經》生活，感覺卻是冷的，越冷就越恐懼，越恐懼就感覺好像陷入一片黑暗似的，失去了把握。我好像遠離了自己的生活，遠離了父母的關愛，陷入無人幫助的孤獨，好像一個人從天空落入茫茫大海，是黑暗的。我現在就是這樣，感覺是最嚴重的。G上麵的表述有三層含義：他曾在病症中獲益，他是一個無異於常人甚至是更高尚的人，他在高尚的境界中落單了、痛苦了，才來到了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