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內閣暴怒的秘密日記
羅伊·湯姆森從不在星期六造訪《星期日泰晤士報》。我們總是通過電話交談。1975年1月25日夜間，他和兒子肯尼斯一起走進了我的辦公室，想必是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他們說沒有什麼重要的事，而我則告訴他們：“你們選擇了一個特別的夜晚。”
眼下，印刷機器在一刻不停地忙碌著，我預料到政府隨時可能會授權一道法庭令來阻止我們。總檢察長辦公室威脅將采取行動，我們的律師也嚴陣以待。首相哈羅德·威爾遜當時身在契克斯別墅。應他的要求，一名唐寧街的通訊員前來取走了初版的兩件副本。
引起官方如此震動的，是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占四個版麵的報道。我無視內閣秘書的警告，麵臨違反《國家保密法》的刑事訴訟，不管多少人竭力阻止我，也要公布摘錄的克羅斯曼日記。當然，這也是首次對該日記內容進行的一係列長篇選載。
作者理查德·克羅斯曼是前英國勞工部長，他知道公布日記內容必定遭遇阻礙，因此留給妻子和遺著保管人的遺囑就是頂住官方壓力發表日記。我決意公布這個重要的秘密，但也擔心政府會頒布禁令阻止我們。所以即使在《星期日泰晤士報》內部，也隻有6個人知道我們的真實意圖：總編輯丹尼斯·漢密爾頓、2名報社律師、我的副手弗蘭克·賈爾斯、印刷總管和負責頁麵設計的羅恩·豪。
深夜，印刷總管獨自排完了10 000字的選摘。毛條校樣的工作甚至沒有調墨。按照慣例，我通常會在周六晚間給白廳送去印刷副本。然而這次，我決定隱瞞不報。
肯·湯姆森看起來有些擔心。他的父親透過那副厚重的眼鏡眨了眨眼睛：“哈羅德，你很開心對嗎？”
“是的。”我回答道，感覺自己好像站在被告席上一樣，“裏麵都是有關內閣會議的事情，沒有觸及國家機密，完全符合公眾的利益。人們有權知道政府的管理手段……”我向他保證，律師已經給出過建議。
“值得一讀，不是嗎？”他說。
然後，湯姆森勳爵愉快地走到前門，有力地告訴門衛閂上那扇巨大的雙開門。他的手中還拿著可能引火上身的《星期日泰晤士報》。我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我們或許能拖延禁令，為分發更多的副本贏取時間。任何的法庭禁令都能通過電話當值的法官傳達。身後緊鎖的大門，也是我們身處困境的象征。
1967年至1981年，我在《星期日泰晤士報》從事了14年編輯工作。對於從葛萊氏法學院路的辦公室到河岸街法庭的這條路線，我早已不再陌生。除非要為少數的誹謗案件辯護，否則我很少因為報紙發行的事情站在法庭上。
這次，我之所以出現在法官麵前，是因為當局或者某些公司、個人試圖借法律之手，阻礙《星期日泰晤士報》出版“真相”的權利。北岩勳爵說過：“新聞，是某些人在某些地點總想要阻止發布的信息。如若不然，就隻有廣告。”很少有人不同意他的第一個論斷。
《星期日泰晤士報》並非想找法律的麻煩，隻是羅伊·湯姆森打造的這艘新聞“大艦”與專製政權起了衝突。這個並非空想的、遙不可及的政權能打造一架明知會墜毀的客機，欺騙小額儲戶，掩人耳目地剝奪社區鐵路，售賣致畸藥物並拒絕合理賠付致殘者。它甚至能以國家之名，反對一名官員日記的出版。
報業帝國的老帝王
不論怎樣的故事，總能造成劍拔弩張的局麵。我們每每涉足充滿困難和爭議的新聞工作時，羅伊·湯姆森就會受到政客和各界的質問。他卻總是能給出一個答案。這個答案印在一張卡片上，放在他隨身的口袋裏已有25年了。他謂之“信條”。
我要著重強調，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能夠從任何湯姆森集團旗下的報紙收買或影響編輯的支持。每份報紙都要通過自己的方式，領會其中的利害關係，並在沒有湯姆森集團總辦公室的建議、審議或引導下，自覺踐行上述規定。如果一份報紙的社論專欄，無法在技藝精湛和富有專業精神的職業記者手中自由、獨立地運作，那麼這份報紙也就沒有“常態”可言。我的政策現在如此，將來也一如既往。
1966年，我與湯姆森初次相識。那年，他72歲。
他是一個理發師的兒子，在1953年購得《蘇格蘭人報》時，已經擁有了北美眾多小報。然而，湯姆森真正發家是在60歲之後。每天早上8:45，他都會準時步入位於葛萊氏法學院路的星期日泰晤士報社。他總是頭上斜戴著一頂黑色的霍姆堡氈帽，身著一身閃亮的雙排扣西裝，搭配一條寬襠西褲。他在衣著上一毛不拔。1964年，為了慶祝受封為湯姆森男爵，他專程去博柏利排隊購買了一件從75英鎊降到40英鎊的羊絨大衣。
湯姆森喜歡別人這樣來介紹他：“《泰晤士報》賦予了這個男人偉大和權力。”他是一個傾聽者，也是一個傾訴者。他可以為所欲為，打斷滿是政界權貴的午餐會，獻上一段粗俗的笑話：“喂，我說，你們之前聽過這個笑話嗎？”他也可以在與周恩來和赫魯曉夫的會見中，分別向二人推介銀行業務和資本主義（他與赫氏私交甚好）。
湯姆森喜歡挑戰，堅信有一天《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銷量能夠超過《觀察家報》和《星期日電訊報》銷量的總和。同時，他也會在物價上漲導致銷量下降時大發牢騷。
這樣的性情沒有什麼不好的。我們不必為了銷量不擇手段。湯姆森反對報紙出現性和暴力等內容。同樣，他對留著新潮發型的人充滿敵意。前“洞察力團隊”主編劉易斯·切斯特創作《騙局》（前文提到的關於霍華德·休斯偽自傳的書）時，留著一個爆炸頭。為了安撫湯姆森，我讓切斯特在拍攝封麵照片時，特意剪了頭發。
1976年6月20日，羅伊·湯姆森終於實現了自己的抱負，報紙當天的銷量達到了6 000份，超過了《觀察家報》和《星期日電訊報》的總和。但是他當時已經病重住院。我寫信轉達了這個好消息。不久之後，湯姆森便離開了人世。
肯尼斯繼承了父親的衣缽。他是加拿大的湯姆森先生、英國的湯姆森勳爵。但是，誰又能預料到五年之後，魯珀特·默多克就接手了這家偉大的公司。
我為羅伊的逝世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寫了一篇社論：
湯姆森勳爵並非記者出身，卻是新聞報道的摯友。他的其中一個貢獻，就是從不將手中的報紙視作尋求個人權力或宣傳的武器。當然，他的貢獻遠不止這些。簡單地說，他讓公正的新聞報道成為可能。他很清楚其中的標準，從不介入報紙的編輯工作。這也被視為他最大的美德。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北美，總有很多反複無常、好幹涉的老板，在旗下報紙的新聞報道上指手畫腳且毫不猶豫。羅伊·湯姆森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所有者關係。他不給《星期日泰晤士報》強加個人觀點，甚至從不為自己、朋友或同伴尋求哪怕一篇社論支持。他同恃強淩弱、暗箱操作的人勢不兩立。
他又是一個思想解放和激情洋溢的生意人。他是最清正廉潔、正直不阿的男人。他對於事實和新聞報道道德標準的那份樸實無華的關心，是最讓我們敬愛和銘記的。
羅伊·湯姆森篤信，每一份偉大報紙的“社會使命”，就是要“給眾多領薪的怪人安一個家”。但相信沒有人會把“怪人”這個稱謂安在湯姆森的朋友和同事查爾斯·丹尼斯·漢密爾頓頭上。他是《星期日泰晤士報》任用6年的我的前一任主編，又在泰晤士報業控股公司的總編輯崗位上奉獻了14年的青春，同時也是我的董事長。
漢密爾頓遠遠算不上怪人，反倒更像是站在傳統頂峰的男人。他的成年生活充滿高貴的韻律，身邊的密友都是蒙哥馬利元帥、哈羅德·麥克米蘭和路易斯·蒙巴頓之類的人物。他的衣著和派頭，像極了年輕時的安東尼·艾登，舉手投足既正統又得體。
漢密爾頓欣賞年輕有才的群體，但他身上獨有的氣場卻時常讓他們煩惱。他為《星期日泰晤士報》招募和提拔了一批青年怪才，並給予他們充分的創作自由。1966年，當我來到這裏時，發現身邊已經聚集了一群青年才俊，他們的共性是對一個又一個的傳統嗤之以鼻。
湯姆森購得報紙的第二年，漢密爾頓就成為了《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主編。
“一個不善表現自己的小夥子，”湯姆森這樣評價漢密爾頓，“但我認為他是這份工作的最佳人選。”
漢密爾頓最先給報紙帶去的，是天才的團隊和戰士般的個人忠誠。給不幸的人施以安慰，與得到獨家新聞一樣讓他高興。
真正做實事的人，往往羞於自我炫耀。隻是，漢密爾頓在這一點上也有些過了。他經常缺席內部活動，擺出一副寡言、內省的姿態。年輕人生氣勃勃地前來麵試，卻往往被他的沉默不語弄得窘迫不安。他們支支吾吾地說了一通後，料定眼前是一台不通人情的糾錯機器。
這並不是漢密爾頓故意裝出來的，而是他天性使然。他的家人、朋友早已領教過了。即使在電話交談中，他的停頓也能持續好幾分鍾。他事事擔心，經常踱著步子來回走動，用鼻子費勁地呼吸著空氣，在決策的邊緣猶豫不決。
不過，這樣的沉默也是一位夢想家的標誌。他夢想著提高公眾的品位，讓報紙變成一塊香餑餑。身為大英博物館理事和泰晤士報業公司總編輯，他成功地把偉大的圖坦卡蒙展和中國展帶到了英國。
1976年，漢密爾頓經過了一番掙紮，接受了爵位。他極力反對新聞人接受政治獎勵，擔心這會危害到他們的獨立性。到最後，他欣然接受了為藝術服務的榮譽。
正是漢密爾頓把我帶到了倫敦，讓我成為他的首席助理。37歲的時候，我成為了執行主編。之前，我在《北方回聲報》做了近五年的編輯。和漢密爾頓一樣，我在16歲投身報業，成為蘭開夏郡一份周報的記者。結束了在英國皇家空軍（RAF）的服役後，我前往杜倫大學求學，畢業後進入《曼徹斯特晚報》，成為了一名社論作者和助理編輯。後來，我獲得了哈克尼斯獎學金，又到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學習了兩年外交政策。其間，我也在美國報紙工作，並為《衛報》做現場報告。
引起漢密爾頓注意的，是我任《北方回聲報》編輯時參與的一項曠日持久的官方調查活動。這次調查活動針對的是被處以絞刑的蒂莫西·埃文斯，他被誤認為連環殺人案的真凶約翰·克裏斯蒂。一時間，全國上下陷入了是否要廢除死刑的討論。
我曾在倫敦麵見了簽署死刑執行令的內政大臣丘特爾·埃德。他這樣對我說：“我的判斷基於當時最好的建議。可惜卻吊死了一個好人。”我們的活動成為了全國性新聞，並得到了議會的大力支持。我很榮幸能為漢密爾頓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寫下結語：“皇家赦免蒂莫西·埃文斯，死刑就此灰飛煙滅。”
一年之後，我被任命為主編。另一位重要候選人、海外新聞主編弗蘭克·賈爾斯則成了我的副手。
1967年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充滿了鮮活的個性和激情。我在38歲那年，接過了這麵大旗。我們召開會議的辦公室舒適寬敞，席間整齊擺放著一排沙發、幾個絲綢靠墊和一張埃姆斯椅。這都是斯諾登為漢密爾頓量身打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