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戲言
1967年，我出任《星期日泰晤士報》主編僅兩個月時，偶然獲得的一個想法，讓報紙陷入了衝突的漩渦。下麵的問題，可以說是衝突的縮影：“真相何時要在國家安全麵前低頭？”調查的強度前所未有。接下來的八個月，人們都把精力和智慧集中在了兩點上：一個男人的意願和他所背叛的製度。
事情要從傑裏米·艾薩克的午餐戲言說起。他稍後成為英國第四台的掌門人，同時也是泰晤士電視台的新聞主管。“真有意思，”艾薩克說，“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間諜蓋伊·伯吉斯和唐納德·麥克萊恩，還有那個變節的菲爾比，都曾在劍橋大學接受教育。”
一回到辦公室，我就對布魯斯·培智說：“我們對這個菲爾比可是知之甚少。”我剛重組了“洞察力團隊”，劃歸培智調配。這樣一來，四名記者就能全身心地投入複雜的調查中，而不是把時間浪費在每周推出的一版短篇特稿報道上。
“如果你追尋三人的職業軌跡，或許會發現在劍橋將他們招入麾下的黑手。”我告訴他，“另外，我聽說《觀察家報》的帕特裏克·西爾，正和菲爾比的第三任妻子埃莉諾合作出書。”我要給他稍加動力。
那時，菲爾比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我們隻知道他是一位前外交官，職位不高，後來做了記者。他從駐外事務處辭職十年之後，投向了蘇聯的懷抱。
我曾在報社圖書館查看過哈羅德·艾德裏安·羅素·菲爾比（人稱金·菲爾比）的剪報。信息表明，他最早在1955年浮出水麵，並成為新聞主題。此時，距外交官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莫斯科四年有餘。這也是當時唯一的官方報道。一名議員曾暗示，菲爾比也許就是給他們泄露機密的“第三人”。他的動機和想法一直是一個謎，不過我們稍後找到了答案。
外交部長哈羅德·麥克米蘭曾為菲爾比開脫，不久便被趕下了台。但是麥克米蘭補充道：“我沒有理由判定菲爾比先生出賣過國家利益，他的所謂‘第三人’身份無從考證。前提是這個身份真的存在的話。”
大量的照片，以及稍後菲爾比的一份新聞發布會抄本，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文雅、略有口吃的上層男人。他讓記者們拜倒在自己的灰色條紋西裝下，儼然一副國家安全犧牲者的姿態。在伯吉斯夥同麥克萊恩叛逃前，菲爾比很不明智地讓他的這位劍橋老友留宿在了自己位於華盛頓的房間內。
我們手上有幾篇菲爾比從貝魯特發給《觀察家報》的報道，內容多是有關中東問題的。離開駐外事務處，他成了《觀察家報》和《經濟學人》的通訊記者。1963年初，菲爾比從貝魯特人間蒸發，留下迷茫的埃莉諾·菲爾比不知其死活。六個月後，他出現在了莫斯科。
這裏有一段掌璽大臣愛德華·希斯接受下議院質詢的回答：“沒錯，在他變節前，的確承認了自己曾通過伯吉斯預先通知了麥克萊恩。”除了菲爾比的供認，整件事情出奇低調。一名身份卑微的前外交官和記者幫助友人成功出逃，早年更是和俄國人互送秋波。與權高位重的麥克萊恩和伯吉斯相比，他一度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小角色--至少表麵上是這樣的。
那個時代的普遍認知就是如此，直到我們曝光了事實真相才為人察覺。起初，我們推測菲爾比並非伯吉斯和麥克萊恩那樣的外交官，而是英國秘密情報局的一員。這一重身份或許讓他的地位更顯重要。畢竟，他每天都在和秘密打交道，而伯吉斯和麥克萊恩隻是常參加一些例行的外交事務罷了。那麼，菲爾比都在英國情報部門做了什麼？他在那裏工作了多久？我們的安全部門怎麼就讓伯吉斯和麥克萊恩溜之大吉，並且自己養虎為患了呢？我認為這理應成為報道的主題，菲爾比是故事的主人公。
我們隨即開展了可行性分析，我也轉告培智人手不是問題。僅僅兩個月後，事情就演變成為一場全麵調查。6月，中東爆發的“六日戰爭”曾分散過我們一段時間的精力。戰爭高峰期，《星期天日泰晤士報》總共有18名記者，分別在英國、美國和中東工作。
培智骨子裏就是一個極富活力的天才。一方麵，他的澳洲血統讓他對英國當權者白眼相看，菲爾比的故事更是堅定了他的鄙夷。“和我們打交道的，”他會這樣說，“是一群上不了席麵的蠢貨，他們正把這片故土拱手送給老邁的出價人。”另一方麵，其複雜的內心世界，總是讓他對別人的表裏不一很感興趣。培智並不需要他人再三催促他撥開菲爾比生活的謎團。從早到晚，他都會坐在打字機前，煙圈繚繞地將采訪記錄在案，整理他人的工作，進而彙編成為一部越來越長的備忘錄。他把預感變成了假設。我，還有他的主要助手雨果·楊、菲利普·奈特利、大衛·列治和約翰·巴裏都淪為了實驗對象。
楊為調查織起了一張龐大的政治關係網。奈特利的謙遜和正直讓他在贏取信任方麵獨樹一幟。不過，在奈特利麵前大談克格勃總會讓人局促不安--他長得像極了列寧。
故事的大幕
故事的大幕開始緩緩升起。我們寫信給了斯圖爾特·孟席斯爵士。1939年，他接過“C”的衣缽，成為軍情六處的主管，最後在威爾特郡退休。孟席斯委婉地拒絕了我們的見麵請求，但他補充道：“菲爾比乃一介鄙夫。”有意思的回答，卻也拋給了我們一個難題：如何找到與這一介鄙夫有交集的軍情六處官員？
培智在普通的參考書中覓得了一絲線索。在《名人錄》中，菲爾比前後的許多人都被打上了“外交部”的印記。培智將這些名字，同外交部官方公布的外交官名單做了比對，結果卻是一無所獲。
可能的結果是，這些本來就是情報官員的人在填寫《名人錄》詞條時，擱置了職業生涯的部分：“為英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這顯然不能擺在台麵上講。另外一個典型的線索如下麵的詞條所示：“1950年至1953年，駐伊斯坦布爾大使館第一安全官。1958年退休。”有五年的時間不知所蹤。
大衛·列治前去拜會了作家西裏爾·康納利。後者曾是《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書評人，與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私交甚篤。1953年，他寫了一本有關二人的書《失蹤的外交官》（The Missing Diplomats）。康納利從玻璃櫥窗內拿出了該書的副本，頁邊還標注了信息來源。他對自己卷入的這場新聞追逐戰並無不悅。我們通閱了所有涉及戰時海外間諜活動（軍情六處）和國內反間諜活動（軍情五處）的文學作品。
我們開始撥打電話。很多人接通後會說：“對不起，受《保密法》所限，無可奉告。”爾後便掛掉了電話。也有些人會和你大談特談，不過大多是些無關之事，比如：為特別行動處（SOE）炸斷橋梁，或是替軍情五處在幹草垛裏找德國佬。
當時的菲爾比，是軍情六處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在前印度軍隊警察和情報輸出之間建立了橋梁。凡是見過他的人，大多對他迷人的結巴難以忘懷。另一些掌握“近況”的人，隻願說個大概。常常有記者跑了一天卻顆粒無收，對於他們表示抱歉和失望的措辭我已是習以為常。
我們意識到無法從戰後時期獲得所需，除非探得一些內幕。在訪談結束時，我們常常會詢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或“菲爾比都做了什麼”之類的問題。接下來，我們對受訪者的訪問添油加醋，反正法庭才是需要我們準確信息的地方。信息少得可憐，部分得到證實，部分卻被否認，有些甚至僅是一些暗示。但帶著支離破碎的信息，我們做了下一個采訪，不想竟有額外的收獲。手中的信息也開始向周遭輻射。殘留信息在不斷地彙總。
《星期日泰晤士報》書評人休·特維-羅伯是牛津大學曆史學家，他曾在戰時從事情報工作，與菲爾比有過一麵之交。無獨有偶，特維-羅伯也認為他頗具魅力，但稍顯冷淡。後來有一天，他們在觥籌交錯間談到了曆史分析，菲爾比突然斬釘截鐵地說：“要說曆史分析，馬克思的《十八世紀路易斯波拿巴的霧月革命》可謂冠絕史林。”他比任何擁躉都要欣賞這篇文章。這樣的雙麵生活開始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
大衛·列治也曾是劍橋的學生。他重返母校，探尋20世紀30年代的劍橋往事：一群穿著粗花呢夾克、身背法蘭絨包的年輕學生，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憤世嫉俗。其中幾位，因為拉姆齊·麥克唐納對工人階級的“背叛”出離憤怒。
列治帶回的消息顯示，菲爾比早已是一名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從劍橋畢業後，他騎著摩托車去了維也納，左派和法西斯分子的巷鬥讓他備受折磨。培智致電埃裏克·戈迪，試圖搞清這個年輕人在維也納幹了些什麼。1933年至1934年間，後者曾在維也納做新聞記者。
列治得到的答案是：幫助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偷渡出國，並娶了其中一人為妻。然而，1934年回到英格蘭後，菲爾比卻逐漸疏遠了左翼觀點，加入了一個上流社會的親德組織，做了《泰晤士報》駐佛朗哥軍隊的記者，報道西班牙內戰。“瞧，他從這時起就建立了新的身份。”培智走進我的辦公室，不無欣喜地說，手中還拿著一張1936年菲爾比出席英德聯誼會晚宴的照片，“我猜他早在維也納時就被征召了，並且為俄國人工作過一段時間。”
一名前外交部官員批準了照片的長期使用權。此人是英國聖公會禮文方麵的專家，約翰·巴裏碰巧在公寓裏遇見了他。“天哪，”他說，“為什麼沒有人仔細閱讀我們起草的聲明？”這是一行希斯於1963聲明中的話：英國“現在意識到”菲爾比從“1946年之前，就開始為蘇聯當局工作”（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換句話說，他們認定菲爾比在1946後淪為蘇聯特工，隻是不確定具體的時間；稍後才發現，菲爾比早在1946年之前，就開始為蘇聯工作。1940年以來，他都在英國情報部門做了什麼？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比任何時候都要來得緊迫。然而，我們除了戰爭之外，一無所知。
列治前去尋求前同事阿隆·格溫·瓊斯的幫助，希望借此找到新的突破口。然而，這位前《泰晤士報》國防記者（時任外交部一位部長，人稱查爾芬特勳爵）卻把列治和培智請到了他的辦公室。“你們必須停止一切調查，”他說，“這其中蘊藏著巨大的危險。你們可能會在幫助我們的敵人。”這是官方封殺菲爾比事件的首個信號。
我把此事和相關的調查手段，告知了丹尼斯·漢密爾頓。考慮到他強烈的愛國心，我能理解他此時的不安。如果他真的不來一個長時間停頓，反倒是不正常了。同樣，我也不會因為自己僅出任編輯數月時間的緣故，就置我們眼下的調查於不顧，這是絕無可能的事情。
“政府曾對此事瞞天過海，”我說，“我們不知道確切發生了什麼，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菲爾比案中一定藏有隱情，也許同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一樣糟糕。是時候給情報部門來一劑猛料了。”
“但你如何確定這不會最終幫了俄國人的忙？”他問。
“嗯，我不覺得我給他們的東西在菲爾比之上。丹尼斯，事實是我們被蒙在了鼓裏。”
“那要怎麼對付《保密法》？”
“我們不能到跟前再做風險判斷？”
“你容我好好想想。”
幾天後，他就給出答複：“我可以告訴你，過去幾天，我拜會了首相和高度保密的部門主管。我告訴他們，你不是一個會損害自己國家利益的人。哈羅德，我這輩子經曆過的殺戮太多了。你能給他們起草一份書麵文件，確保我們不會將任何人置於危險之中嗎？我告訴他們，你會考慮做出聲明的。”
我答應了漢密爾頓。沒人願意為了幾條無意的引述，置他人的生命於不顧。他告訴我，已經安排了我和查爾芬特以及丹尼斯·格林希爾的見麵。後者是外交部副部長。我在稍後發現，他是連接外交部和軍情六處的重要環節。
“但是，你一定要萬分謹慎，”漢密爾頓警告說，“不要與任何人提及此事。外交部已是驚弓之鳥，務必妥善處理。”
雙重間諜
我和查爾芬特在加裏克俱樂部小喝了一杯。他非常爽快。我原以為，漢密爾頓的初衷是讓外交部前來釋疑。“這恐怕不行，”查爾芬特說，“但是我們不會充當絆腳石的角色。”雖有漢密爾頓為我所做的證言，查爾芬特也足夠爽快，格林希爾卻依舊認為，我們會受到全線反對。
那年，格林希爾54歲，鎮定又不失活力。對襟細紋布衣下的肌肉，讓他活像一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似乎時刻準備著阻擋跑位。他早年在彼索普斯托福，而非伊頓或哈羅接受教育，之後進入了牛津大學。他並非一個正統的外交部官員。1946年，戰時皇家工兵部隊的格林希爾上校進入了駐外事務處，開始駐華盛頓並著手運作使館的中東事務部門。此時，菲爾比和伯吉斯恰好也在那裏。
伯吉斯在出逃前，已經成功混入了這個部門。在格林希爾看來，他是一個打著伊頓式領結，整天遊手好閑、步履蹣跚的男人。他總把煙灰撒在別人的文件上，還不時地偷喝同事的威士忌，並喜歡講一些娛樂段子來詆毀名人：“我還從沒聽說過在相同的階級裏，有假借名人顯貴自抬身價的人。”
事實上，伯吉斯是在為菲爾比的行動吸引“火力”。
“你會讓他成為一名英雄的。” 格林希爾責難道。
“當然不會了。我們的目的是公開他所造成的破壞。”
“這正是讓我們不安的地方。如果你們一意孤行，非要抖出菲爾比的故事，勢必會造成更大的破壞。那個叫培智的家夥是誰？他究竟在玩兒什麼把戲？”
這是我和格林希爾的第一次秘密會晤。之後的幾次見麵，地點多選在他的俱樂部。我們在他位於西倫敦的樸素住所和羅素廣場酒店也有過碰頭。還有一次，秘密會晤堂而皇之地放在了外交部進行。其中討論的內容大同小異：我們為何要堅持這個破壞性調查？幕後黑手究竟是誰？我頂住壓力又不失禮節，本以為能獲得一些信息，結果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但凡問到有關菲爾比的問題，他立刻會麵露難色。
關於菲爾比在英情報部門的角色問題，我們取得了小小的進展。1947年，他奔赴伊斯坦布爾，出任大使館的“臨時”一等秘書。這無疑是在為他的外派特工身份打掩護。他負責調查與蘇聯接壤的邊境地區。一條來自貝魯特的消息稱，菲爾比在最後幾年裏，喜歡拿著一幅巨大的土蘇邊境亞拉臘山的照片展示。此舉引人注意的是，照片上的景色隻能從蘇聯那邊拍到。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軍情六處允許菲爾比在土耳其充當雙重間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