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特邀代表、湖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程潛由湖南到達北平。毛澤東也到車站迎接。當程潛走下火車後，毛澤東快步迎上去，緊緊握住他的雙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間，程潛的淚水流了下來，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還是毛澤東先風趣地開了口：“多年未見，您曆盡艱辛，還很康健，洪福不小啊！這次接你這位老上司來，請你參加政協，共商國家大事。”接著，毛澤東把程潛扶進車裏，兩人同乘一輛車，來到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晚宴時，毛澤東對程潛說：“二十多年來，我是有家歸不得，也見不著思念的鄉親。蔣介石把我逼成個流浪漢，走南闖北，全靠這一雙好腳板，幾乎踏遍了半個中國。”“我們這個民族真是多災多難啊！”
程潛是國民黨元老，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過去有過同共產黨合作的關係，同蔣介石也有矛盾。1945年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時，曾對程潛講過寄予厚望的話。1948年7月，程潛受到蔣介石、白崇禧等人的排擠，由武漢行轅主任改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他已在考慮同共產黨合作，實行“應變”。1949年3月，程潛的故舊章士釗受中國共產黨的委托，在南京見到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他的殷切期望，說明共產黨對其不咎既往，還將給予禮遇。這使程潛堅定了起義的決心。程潛回湖南後，在6月間將他表示起義決心的“備忘錄”通過關係送給毛澤東。7月4日，毛澤東親筆複電程潛，予以嘉勉。程潛收到毛澤東複電，反複看了幾遍，決心“早日實現湖南和平起義”。
當時，準備追隨程潛起義的國民黨軍第一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因1947年6月堅守四平曾受到蔣介石的嘉獎，擔心共產黨不會寬容他，有所顧慮。毛澤東估計到這一情況，向章士釗交底：“當日，陳明仁是坐在他們的船上，各劃各的船，都想劃贏嘛！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會諒解，隻要他站過來就行了，我們還要重用他。”陳明仁看了章士釗給程潛的親筆信，裏麵談到毛澤東這一段話，於是顧慮盡除，加快了準備起義的步伐。
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等在長沙宣布起義。這件事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震動很大，對加速中國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9月19日，毛澤東與張元濟、程潛、陳明仁、李明揚等民主人士同遊天壇，陳明仁為在湖南起義前沒有扣留蔣介石派員的失誤而深深自責，毛澤東說：“沒錯沒錯，不要扣，革命不分先後，不要勉強人家嘛；今後，凡是願意過來的，我們派飛機接，凡是願意走的，我們派飛機送……”
新政協的《共同綱領》，實際上是我國憲法製定前的臨時憲法，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新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采取單一製，還是采取蘇聯那樣的聯邦製？在《共同綱領》中要不要寫入社會主義的前途？李維漢深入研究了這個問題，認為中國同蘇聯國情不同，不宜采取聯邦製。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他的分析，確定新中國在統一的（單一製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製，而不實行聯邦製。
對於國家名稱，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提出“中華民主國”，1948年8月，他在一份給各民主黨派的電文中，提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念念不忘“民主”二字，希冀以此作為新中國與舊中國的最大區別。但在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時，一些代表感覺名稱太長用起來累贅，雷潔瓊發言提出看法：如果國名太長，用時不用全稱即得注明是簡稱。
有的代表提議，國名可改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而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認為：還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哪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共和”本身也含有民主的意思，去掉“民主”二字，從下麵的解釋也很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專製，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
他的意見最後為大多數代表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名就定下來了。當時還有一個簡稱問題，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後麵，加了一個括弧，裏麵寫“簡稱中華民國”。這個簡稱引起許多代表的異議，馬敘倫、陳叔通、郭沫若、沈雁冰等十多位代表認為應取消“簡稱中華民國”的字樣。他們說，國民黨腐敗專製，人民早已反感，咱們新中國幹嗎還沿用個舊名字？
周恩來、林伯渠特意邀請二三十位追隨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的老前輩來開會商談。黃炎培說為了照顧老百姓的使用習慣，最好還把簡稱保留，三年以後再去掉。何香凝出於對孫中山先生的景仰崇敬，覺得留個簡稱是必要的。但她也表示：如果大家不讚成，我就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
前清進士周致祥極力反對，他認為“中華民國”已經成了禍國殃民的名稱，隻有用新國名才能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不同。美洲華僑司徒美堂也說：中華民國與“民”無涉，二十二年更給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應該拋掉這塊又臭又壞的招牌。國號是個莊嚴的東西，一改就要改好，為什麼三年以後再改？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他激動地說，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都不敢改。
經濟學家馬寅初、教育學家車向忱都讚同司徒美堂的主張，沈鈞儒則用法學觀點解釋道：“遍觀世界各國的國號，隻有字母的縮寫，而沒有載之於其他文件上的其他簡稱。我們的國號加個簡稱，是法律上的大漏洞，將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別國訂約也有不便。”
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去掉“簡稱中華民國”的字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就這樣確定了下來。
新政協籌備會召開後，侯波被派到中南海，負責拍攝籌備會情況。那時她的單位還是北平電影製片廠，白天來中南海拍攝，晚上就回去。侯波拍的照片，不管是領導人的重要活動，接見各界著名人物，還是生活照，全都保存在一個保險箱裏。當時，組織上沒有人向她交待有的照片可以公開發表，她自己也不懂有的照片能對外宣傳。但侯波想到，在毛主席身邊工作要絕對保密，自己拍的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的照片也是保密的。
一天，有人把侯波帶到一個辦公室，裏麵有兩個人，一個是毛主席的機要秘書葉子龍，一個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葉子龍問侯波：“對中南海熟悉了吧？”候波嘴上應酬著：“還可以吧，反正有許多同誌都很關照，我的任務不就是拍照片嘛。”她的心裏卻揣摩著葉子籠的意思。
楊尚昆囑咐侯波：“拍照片可不是件小事，主要是為中央首長的活動留一份形象檔案，同時也關係到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問題。大家都說你工作很細心，攝影技術也很好，組織上決定把你調進中南海來，專門負責為領導人拍照，包括領導人參加的各種活動以及一些生活照，當然以毛主席的活動為主，其他的活動聽辦公廳安排。我們打算成立一個攝影科，由你來當科長，可是現在你隻是一個光杆科長，攝影科隻有你一個人，以後慢慢再調配人員。我們已經跟新聞電影製片廠打過招呼了，廠裏的領導同意你來中南海工作，你看你還有什麼意見？”
侯波感到責任重大，她當然服從組織的安排。就這樣，侯波進入了中南海，成了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一幹就是十二年。侯波全家都搬進中南海，住在勤政殿旁邊。勤政殿是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和即位“登基”的地方，也是建國初期召開許多重大會議的地方。人民大會堂修建起來之前，重大會議多是在勤政殿、頤年堂和紫光閣召開，他在這三個地方照片拍得很多。勤政殿和毛澤東住的豐澤園挨得很近，侯波全家與毛澤東朝夕都能碰麵，一直到1961年夏侯波調到新華社後才搬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