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財經會議閉幕的前一天，8月12日，毛澤東發表講話，作了自我批評：“在批判薄一波的錯誤中間，周、陳都說要負責任，我說我也要負責任，各有各的賬。”
在毛澤東這次外巡期間，2月19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在年初認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義的指示，主持召開關於加強政府各部門向黨中央請示報告和作好分工的座談會。到3月上旬，決定撤銷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政府各部門黨組直接受中共中央領導。對政務院工交、財貿、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了分工。
其中，外交工作(包括外貿、僑務等)由周恩來負責；計劃工作及重工業部等八個工業部門由高崗負責；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負責；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負責；農林、水利等由鄧子恢負責；勞動部由饒漱石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勳負責。
1952年8月後，在各大區中央局主持工作的東北局高崗、西南局鄧小平、中南局鄧子恢、華東局饒漱石、西北局習仲勳都奉調進京。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國家計委舉足輕重，有“經濟內閣”之稱。高崗以國家副主席兼任計委主任，又分管八個工業部，位高權重，同其他進京的中央局書記相比，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1953年3月初，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未經中央正式授權，草擬了一份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給高崗看過，又同饒漱石談過。在高崗看來，安子文是劉少奇的人，他認定這個名單是劉少奇授意搞的，便到處散布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無林”(即有薄一波無林彪)，連朱總司令也沒有了。高崗利用名單問題大做文章，在黨內進行挑撥。[ 《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78頁。]
1953年6月13日到8月13日，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了全國財經會議。會議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主持，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進行。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討論財政問題，一開始就集中到對新稅製的討論和批評。7月11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檢討以後，會議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批評的調子越來越高，給薄一波扣了許多不適當的政治帽子，有的還說薄一波犯了路線錯誤，使會議走偏了方向。8月1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檢討，仍不能通過。這樣，會議就很難作結論，也結束不了。
據薄一波回憶，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8月7日，高崗作了一個發言。他的發言很特別，沒有像有的發言者那樣聲色俱厲，卻把劉少奇說過的一些話、發表過的一些意見，都安到薄一波頭上加以批評。例如，1947年土地改革時的一些話，1949年天津講話中的一些提法，1950年關於對待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意見，1951年關於對山西農業合作社問題的觀點。很明顯，這是借批評薄一波而影射攻擊劉少奇。[ 《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58、278頁。]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高崗和他的極少數追隨者在會上發表無原則的言論，製造黨內糾紛，在會外散布流言蜚語，誣蔑中央有“圈圈”，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他特別著重攻擊劉少奇，同時鼓吹他自己。饒漱石也在這個時候同高崗站在一起反對劉少奇。所謂“圈圈”問題就是饒漱石在全國財經會議上提出來的。饒漱石先是在中央組織部內部，向被他認為是劉少奇“圈子”裏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發動無理的鬥爭，隨後在1953年9月、10月間舉行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又搞了直接反對劉少奇的鬥爭。[ 《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48頁。]
8月11日，在懷仁堂召開全體大會，周恩來做結論，引述了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比較完整的表述，過渡時期總路線從此正式載入黨的正式文件。
全國財經會議閉幕的前一天，8月12日，毛澤東發表講話，作了自我批評：“在批判薄一波的錯誤中間，周、陳都說要負責任，我說我也要負責任，各有各的賬。”毛澤東認為自己的錯誤，一是對財經工作“抓得少，抓得遲”，“抓了一些，但沒有鑽。生疏，是吃老資格的飯，過去一憑老資格，二憑過去的革命工作較豐富的經驗，現在是建設時期，缺乏知識，未鑽進去，要亡羊補牢”。另外還總結了自己在統收統支、預算問題、查田定產、掃盲、失業人員登記等方麵的錯誤，“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這些錯誤，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糾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