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鬆說——曆史上的今天》來到了1月8日。今天比較有意思，沒有某件大事發生，但是有人出生，有人去世。我今天想講的都是人：第一是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去世；第二是很多個世紀之前的1月8日，我最崇敬的大藝術家、大名士、大文人，蘇軾出生；第三是流行音樂界的豐碑——“貓王”出生。
周恩來去世
1976年的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有關周恩來總理以及我們這個國家的苦難的時代，就不多說了，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對那個時代都有很多很多了解。
周總理在那個苦難的時代裏，多年以來對這個國家的貢獻我也不多說了，就說一下我自己親身經曆的這個小事情。就是在十裏長街送總理的時候，我就在現場，周總理去世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全家哭得不行。周總理在那個時候算是大家心中僅剩的希望的火苗，所以周總理去世的時候大家懷著一種極為悲痛的心情。今天可能更年輕的人不能理解，但是當時覺得好絕望好難過，所以送總理那一天呢，全家帶著我，我當時是6歲，特別特別冷，對那天我唯一的記憶就是特別特別冷。之前我在幼兒園也折了很多小白花，大家都送花圈。那天我記得我穿著一雙白色塑料底的棉鞋。現在好像在北京很少有人穿那種鞋，不知道是因為全球變暖還是因為汙染。反正那個時候凍得我就站在那兒等了很久很久，我記得都覺得等了一個世紀，我感覺我那個鞋已經粘在長安街的地麵上了，腳完全失去知覺。然後一會兒靈車來了，大家都已經凍成那樣，不行了，一片那種哭號。靈車很快過去了，其實就那一瞬間，等了很久。
漫長的歲月過去，回憶起來恍如隔世，這些事都是很久遠以前的事情了。由於我搗亂，那個時候我們家還發生了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時候大家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總理，很多很多知識分子，懷著各種各樣的心情，有熱愛的、有悲壯的、有絕望的等等，寫了很多很多的詩。其實大家想不到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那種豪情，你看到他們穿著很樸素，甚至衣衫襤褸，都是那種一看就是飽經風霜的知識分子，在寒風中朗誦那些詩，那時候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最盛傳的一首詩是這樣寫的：“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這是當時流傳最廣的一首詩。我的父親母親，也在廣場上抄了很多詩。那個時候紀念總理是不能公開張揚的，所以大家抄完詩回來以後都藏在很多地方，我們家那個是藏在一個鏡框裏，那個時候每家都掛著一個鏡框，裏麵有各種全家福啊、小時候的照片等。我是男孩，手特欠，那天我也不知道怎麼的，一手欠上去把那鏡框給拆了，結果嘩啦從我們家照片後麵掉出一大堆我爸爸媽媽在天安門抄回來的那些詩，一下子全家給嚇著了。因為這個東西，當時就是反革命，就是罪證，所以當時處在那種恐懼的環境下，我們家嚇壞了，馬上坐火車把那些詩連夜轉移到了沈陽我姑姑家，藏在那裏。一直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才從沈陽把那些詩抄拿回來，到現在還在家裏存著，那是一個年代永久的記憶。我也希望那樣的年代在中國不會再出現了，不會出現朗誦詩是違法的，不會出現詩抄被家裏的一個孩子發現了以後全家都被抓的事情，希望永遠不再出現那樣的時代。
蘇軾出生
下麵說我的精神偶像、我的文學偶像、我的音樂偶像——蘇軾。蘇軾是我各種偶像，其實更重要的是人生偶像。蘇軾最重要的，我覺得感動我的，就是不論在什麼樣的逆境下，心懷著一種，今天人叫自由。那個時候沒有自由這個詞，但是有大名士對天下的那種胸懷，那種胸懷就是不以一點點得失，就怨天尤人了、就絕望了。
他一生中大部分時候，都在各種顛沛流離中，真正得意的時候沒多少。這個我就不多講了，這個對我們來說，對蘇軾來說，對我們的曆史來說，根本就不重要，曆朝曆代都有。我也不認為蘇軾在政治上是有多麼保守的，我個人認為蘇軾之所以會支持舊黨，主要是因為舊黨那些人都是大名士，很有文化。蘇軾並不是一個敏銳的政治家，我熱愛的大量的大師級的那些藝術家，都不是政治上特別有才能的，李白不是，蘇軾也不是，包括後來很多大師都不是。
我個人覺得蘇軾是對舊黨那些人的風範的認同，那些人學富五車，所以他支持了舊黨，然後在殘酷的生活中，不停地被貶，但是從他的詩篇中幾乎看不到因為這些事情而寫出那些幽怨。大家再看李煜的詞，那簡直幽怨得不行了，但是蘇軾也挺慘的啊，每天以淚洗麵，從一個部級幹部被貶到副處級幹部，當了什麼黃州團練，還能寫出“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寫完就玩去了、派對去了，在黃州的時候，蘇軾的派對是著名的大派對。
因為他走到哪兒，永遠有一幫大名士去找他玩。那幫大名士，不像今天的人，說你被貶了，你政治上失意了，就都躲著你，那時候中國古代文人有一種氣節，現在那種氣節都跑到哪兒去了？過去是反過來的，就是你越春風得意，咱離你越遠，我是隱士，然後你越被貶，你越倒黴，哥們兒越來陪你，哥們兒獨行萬裏，隻為允你一諾。所以他隻要一派對，不但一幫大名士，還有好幾百美女，琴棋書畫之類的種種，一塊兒去唱歌。每次蘇軾派對完了回城的時候，全城出動。這個很有意思，而且那時候的人極其崇拜文人，當官的沒這麼多人崇拜。在過去，文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哪怕被貶到這個地步。
就是李白也一樣，李白被從長安貶到白帝，其實長安離白帝並不遠，每到一個地方，縣委書記都出來請客，然後每個縣委書記請他多留兩天，所以溜達了很久才到達，他的特赦令比他到得早，所以寫了“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又走了。
蘇軾也是，他一路上都是被各種文人尊重。大家可以看到蘇軾的詩詞，包括文章，一個是他個人心胸寬廣，另一個是那個時代不是把文人逼到絕路的時代，所以大家想，蘇軾被貶成那樣，一路上還是這樣豁達。放逐到海南島這種貶，整個宋朝都沒幾位。
宋朝是一個對文人最美好的年代啊，因為宋朝是軍人建國，所以它很尊重文人，它為世世代代的君主立下了一個叫不殺士的規矩，絕不殺一個知識分子，即使你把我氣得都成這樣了，我也隻貶你，所以宋朝的知識分子主要的人生就是“旅遊”。
我覺得環境也很重要，浪漫的朝代，在一個不殺士的尊重知識分子的朝代，文人不會走出絕望的一步，再加上蘇軾本來的胸懷。蘇軾我是非常熱愛的，就算一路被貶到惠州去了，那個時候不像現在，現在廣東很繁榮，那個時候是蠻夷之地，到處都是亂七八糟，什麼也沒有，到那兒還能“日啖荔枝三百顆”，特別樂觀，是我的偶像。
我不管到什麼地方都特樂觀，我坐了牢，都能在裏麵想著蘇軾，然後在那兒學學東西，翻譯翻譯書什麼的。他樂觀到什麼程度呢？他其實還算有錢，每貶到一個地方，他都覺得這個地方很好。當時貶他的那些新黨的頭兒，心胸特別狹小，尤其那個宰相，隻要一聽說他蓋房了，馬上又下一令，他又被貶到什麼地方去了，然後到那兒又開始蓋房子，蓋得差不多了，又被貶走了，最後一分錢也沒有了。他沒有理財的那種才華，他也沒有那種真的政治上的敏感，就是我什麼時候能回朝，在這之前我的錢是不是要省著點？那個時候的文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