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在討論林則徐、琦善與鴉片戰爭關係時有一段話發人深省。蔣廷黻說，琦善受命前往廣東處理中英衝突時，確實沒有準備在軍事上與英國人決一雌雄，他大概知道兩國在軍事上的差別，知道訴諸戰爭的後果，審時度勢作了一個理性選擇，拯救了國家，挽住了大清的一點兒臉麵。[?蔣廷黻：《中國近代史》，1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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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麼不改革
然而，琦善的理性選擇卻使他個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為國人皆曰可殺的賣國賊。這是琦善個人悲劇，更是近代中國巨大失誤。按照蔣廷黻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麵化解中英衝突，那麼中國一定要按照林則徐設定的路徑選擇戰爭。中英必將有一次大戰；戰則必敗，敗則必速和；速和不僅可以使中國的損失大幅度減少，而且可以使中國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維新，進行政治改革。換言之，中國應該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轉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會發生後來那麼多政治、文化上的動蕩與波折。
仔細想想，蔣廷黻這個看法雖說殘忍，但確實是對的。《南京條約》使中國損失不少，比如割讓香港，但對一個長時期受人恭維的“中央帝國”來說，一千二百萬元洋錢賠款確實是“小菜一碟”。至於五口通商，不過就是在原先廣州一口通商基礎上再增加四個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過是四個“經濟特區”。清政府在經過短暫痛苦後很快就覺得慶幸，因為戰爭終究過去了，中國重回帝國老路，可以繼續“天朝上國”美夢了。
清政府確實沒有大難臨頭的緊迫感，中國知識精英除了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沒有人注意到英國與先前那些“蠻夷”有什麼不同。他們的普遍認識是，即便英國人與周邊蠻夷不一樣，那與過去兩百年來一直在東南沿海活動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應算同文同種吧？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被曆史證明不過爾爾，那麼英吉利又怎能讓中華帝國口服心服？
鴉片戰爭表麵上因鴉片而戰，其實戰爭結束後鴉片貿易並沒有禁止。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最大失敗不在戰場上，而是戰爭結局根本沒有改變中國一絲一毫。也就是說，中國國際貿易收支依然無法通過正常貿易實現平衡，鴉片依然是英國平衡對華貿易的重要手段。
戰爭結束了，和平重現了，但中國人沒有弄清楚這場戰爭的意義，沒有弄清楚英國人不惜戰爭的根本目的。中國沒有利用這五個新通商口岸引進西方近代以來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創造，沒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養中國市場，培養新興產業，培養新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中國上下在戰爭結束後依然渾渾噩噩，繼續陶醉在中國文明昔日光環之中。
中國的失敗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遇到了一個比較現代的工業社會。這是兩個時代的差異，沒有先進落後之分，隻有時代不同。中國在那時惟一應該走的路，就是林則徐說的“睜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說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海國圖誌》，35頁，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
]然而為什麼中國在挨打之後不長記性，繼續陶醉在祖先榮光中呢？
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失敗是因為，軍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連帶著整個士大夫階層，都不如人。不論中國怎樣拚命抵抗，都沒有用。中國唯一出路就是學西方，就是改變自己。
在過去幾千年，中國不止一次遇到過鴉片戰爭這樣的危險情形，但中國都沒有像鴉片戰爭之後這樣無所謂。按照胡適的研究，中國之所以在無數次危機中安然前行，是因為中國總能在被異族征服之後反超征服者，讓征服者最終同化於中國文明之中。[?胡適：《清代名人傳略序》，《清代名人傳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這一次為什麼不行了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當時除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弄清中國失敗的根本所在，不相信幾千年的中國文明會輕易敗在別人手裏。中國文明原本具有的變革精神反而在失敗後被遮蔽、被忽視，將失敗視為偶然，不承認或者說根本沒有意識到中西文明本質差別，也就無法產生變革思想，甚至將鴉片戰爭之前所具有的那點變革思想予以廢止，比如龔自珍在戰前所表達的變革主張。失敗沒有促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覺醒，反而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帶進了一個更加保守的境地。
傳統中國是“士農工商”結構的“四民社會”，在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中，真正引領社會進步的是士大夫階層。士大夫階層在很多時候引領社會往前走，但在文化問題上，士大夫階層相對說來比較保守。他們在過去幾千年對中國社會的巨大貢獻，就是對文化變革持有一種近乎本能的適度保守。傳統既是他們需要保護的精神，也是他們的資本。他們所知道的學問隻是天下國家，離開了天下國家，他們就無所適從，不知所措。文化的動搖或不信任，對於士大夫階層來說至關重大，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從頭開始，“盡棄其學而學焉”，像日本人後來那樣，轉身向西，用一種新學問取代舊學問。這是先驅者的悲劇，是中國文明的悲哀。中國文明自古以來強調與時俱進，生生不息，但到了運用關頭，中國還是錯過了一個又一個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