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階層經過千百年發展，已由一個勇於創新的階層變得保守怕事，他們越來越顧忌自己的名譽、身份、地位，越來越擔心清譽受到質疑和顛覆。他們中即便有人意識到了時代趨勢，也隻是私下議論，不願作為公共話題進行討論，更沒有勇氣公開號召，倡行天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18頁。相反，範文瀾通過家書證明，林則徐決不是所謂“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也決不是推諉自己的責任。見《中國近代史》，《範文瀾全集》（9），25頁。
]比如林則徐，在與洋人交往中已相當清楚中國問題之所在，知道中國在軍事上與西洋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所以他力主購買外國槍炮、輪船，安排專人收集翻譯西方資料。林則徐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響了魏源，使魏源有機會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積極主張。林則徐、魏源這些思想主張在二十年後深刻啟發了日本，明治維新雖有很多原因，但林則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國圖誌》起到相當的啟發作用，已為研究者定論。[?大穀敏夫：《日本林則徐研究的現狀與課題》，《東南學術》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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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有這樣的覺悟和認識，但他在那個時代並不敢公開提倡，他所說的“睜眼看世界”模棱兩可，含混不清。中國人從來都知道有個世界，而且知道這個世界遠不如中國。林則徐的真實意思是睜眼看世界，終於知道了中國與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願直白說出來。他寧願讓那些主持清議的士大夫、言官在美夢中繼續沉睡，讓國家在迷夢中繼續墮落，也不願犧牲名譽與時俗抗爭。蔣廷黻在討論林則徐時感慨不已，以為林則徐雖說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家，也是一個潔身自愛的好人，但對國家未免太不負責任，沒有犧牲個人名譽以維護國家的決心。
這種士大夫心態使中國坐失二十年。
鴉片戰爭後，中國按理說應該很容易走上變革之路，知恥而後勇，奮發圖強，學習西方，即便從“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層麵，也不應該照著舊模樣繼續統治下去了。然而在大清，這些不應該都變成了必然，中國此後坐失二十年光陰，直至下一次危機出現，直至下一次更大的失敗，中國方才覺醒。
一百多年後，我們覺得中國在鴉片戰爭失敗是奇恥大辱，特別是《江寧條約》，以及第二年《虎門條約》所規範的一係列通商製度和交往原則，不僅使中國蒙受了巨大損失，而且極大侵犯了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是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不平等交往的開始。
根據《江寧條約》和《虎門條約》，鴉片戰爭全部後果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一、賠款兩千一百萬兩白銀。二、割香港。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四、規定條約載明的海關稅則，不經兩國同意不得修改。這就是後來我們所說的“協定關稅”，是不平等。五、英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更明白地說，就是在中國的英國人如犯罪，不接受中國法律約束和製裁，隻能交給英國法庭，由法庭按照英國法律量刑治罪。這也在後來被視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六、在未來中英官方交往中取平等原則。這條規定的潛台詞是英國不會接受中國三跪九叩那些禮俗約束。這顯然是指1793年馬嘎爾尼來華禮儀爭論的不愉快。
對於這六條內容，戰爭打敗了，願賭服輸，並不必懷疑；割讓香港，也不是我們一百年後想象的那樣悲壯，因為香港究竟在哪裏，朝廷中很多人並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商業價值和國防意義，也不是後來那樣重要。鑒於那時中國原本處在開疆拓土農耕時代，朝野無法接受的是曆史逆轉，是從開疆拓土轉向了割地。痛心的要點是地，而不是香港或香山。
真正引起朝野巨大恐慌和不滿的是五口通商。中國在廣州一口通商已有相當長的曆史了。一口通商，是計劃形態，比較可控。五口通商，擴大的不僅僅是規模，而且性質隨之改變。五口通商了，外國人來華總量擴大了，中外貿易交易量大幅提升了。如果從今天觀點看，這都是好事。但在當年大家並不這樣認為。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社會，一直實行著重農抑商政策，現在突然來了那麼多外國人，突然來了那麼多洋貨，不僅嚴重衝擊中國農業經濟，而且外國人合法登陸了，居住了，與中國人交往合法化了，因而也就必然給中國社會帶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五口所在社會風氣與內陸沒有開放的地方形成巨大反差，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其實，從後世眼光看，不論當時人還是後世人對五口通商的惋惜、抱憾、憤怒，可能都是不對的。事情的真相恰恰相反。鴉片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英之間，其實也是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形成了巨大順差，中國市場不發育，中國人消費衝動幾乎不存在，自給自足，看天吃飯，幾乎沒有任何購買力。這是農業社會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