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在漫長的曆史歲月中，勤勞、智慧的中華各族人民，曾經創造出舉世聞名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文明成果。這些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優秀成果，是中國古代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中，智慧與汗水的結晶；同時，這些成果的推廣與普及，又作用於人們的日常生產與生活，使之更加豐富多彩，更具科技、文化、藝術的魅力。
中國古代的社會生活，不僅內容宏富，絢麗多姿，而且源遠流長，傳承有序。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社會生活史，以曆史中帶有寬泛內約意義的社會生活運作事象作為研究對象，是曆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有助於人們更全麵、更形象地認識曆史原貌。關於生活史在曆史學中的地位，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哈羅德·鉑金曾如是說：“灰姑娘變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經濟史不允許她取得獨立地位，那麼她也算得上是曆史研究中的皇後。”①
然而這位“皇後”在中國卻曆盡坎坷，步履維艱，她或為其他學科的綠蔭所遮蓋，或為時代風暴揚起的塵沙所掩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社會生活史沒有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沒有清理出必要的曆史資料，整體性的研究尤其薄弱，甚至於今日提到“生活史”這個詞，許多人仍不乏茫然之感。
社會生活史在中國的萌芽可追溯至古代。中國古代史學家治史，都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關社會生活方麵的史料。如孔子輯集的《詩經》，采詩以觀民風，凡邑聚分布遷移、氏族家族組織、衣食住行、勞動場景、男女戀情婚媾、風尚禮俗等等，均有披露。《十三經》中的《禮記》《儀禮》，對古代社會的宗法製、廟製、喪葬製、婚媾、人際交往、穿著時尚、生兒育女、敬老養老、起居儀節等社會生活資料，作了繁縟納範，可謂是一本貴族立身處世的生活手冊。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了全國二十多個地區的風土人情：臨淄地區，“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長安地區，“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他並非僅僅羅列現象，還力圖作出自認為言之成理的說明。如他在解釋代北②民情為何“慓悍”時說，這裏“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以不均”。而齊地人民“地重，難動搖”的原因在於這裏的自然環境和生產狀況是“宜桑麻”耕種。這些出自古人有意無意拾掇下的社會生活史素材，對於揭示豐富多彩的曆史演進中外在表象和內在規律，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將其視作有關社會生活研究的有機部分，似也未嚐不可。
在西方，社會生活史作為一門學科是伴隨著 20世紀初社會學的興起而出現於西方。開風氣之先的是法國的“年鑒學派”。他們主張從人們的日常生活出發，追蹤一個社會物質文明的發展過程，並進而分析社會的經濟生活和結構以及全部社會的精神狀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維爾（Jacques Revel，1942— ）在《法國史》一書中便指出：重要的社會製度的演變、革命以及改革等等曆史內容雖然重要，但是，“法國曆史從此以後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結構的曆史，食品的曆史，夢想和愛情方式的曆史”。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1902—1985年）在其《15至 18世紀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中，將首卷即題為《日常生活的結構》，敘述了 15—18世紀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長規律，各地居民的日常起居、食品結構以及服飾、技術的發展和貨幣狀況，表明他對於社會生活是高度關注的。而曆史學家米什列（Michelet,1798—1874年）在《法蘭西史》一書的序言中則直接對以往曆史學的缺陷進行了抨擊：第一，在物質方麵，它隻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氣候、食物等因素對人的影響；第二，在精神方麵，它隻談君主和政治行為，而忽視了觀念、習俗以及民族靈魂的內在作用。年鑒學派主張把新的觀念和新的方法引入曆史研究領域，其理論不僅震撼了法國的史學界，而且深刻影響了整個現代西方史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