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區，在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我見過許多當年參加過長征的紅軍戰士，他們因負傷、生病、年幼體弱等各種原因沒能隨大部隊走到陝北，在半路上流散了，如今被稱做“流散紅軍”。有些地方，這種“流散紅軍”還相當多。
在一個偏僻的縣鎮街巷裏，民政局長陪我隨便地走著，迎麵走來一位蓄長須、背著兩手趕路的老人。局長告訴我：“這是二方麵軍的，1933年人伍。”走了幾步，在一家門前看到一位盤腿而坐、叼著長煙杆兒的長者。局長介紹說：“他是四方麵軍的，1934年人伍。”再往前走，有一個小煙攤兒，局長指著那個賣煙的老太太說：她當過紅軍的護理員，1936年流落到這裏。”……這些紅軍戰士流落後，有的打長工，有的做小買賣，有的乞討，有的當了上門女婿，還有的組織地下革命武裝。其中的一部分人，被國民黨軍隊或民團、還鄉團抓去殘害了。也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傷好病愈後，千方百計追上了革命隊伍，或輾轉千裏返回了故裏。而大部分人就地紮根，成了當地的農民。
幾乎沒有哪個紅軍情願留下來不跟隊伍走的。
紅九軍團無線電隊運輸排劉排長，在貴州因發高燒昏迷不醒而被寄養在一個窮苦的百姓家中。傷愈後，他獨自一人開始了追趕部隊的“長征”。他沒有武器，…沒有一分錢，隻有從軍帽上摘下來的紅五星和一顆一定要找到紅軍老部隊的赤誠的心。他到處打聽，尋找紅軍的下落，克服了種種困難，混過了敵人一道道關卡，渡過了金沙江、大渡河，終於在天全追上了自己的隊伍。首長和戰友們見到這個衣衫破爛、須發蓬垢的人，差一點兒認不出他了！
我在昆明訪問了一位曾擔任昆明軍區司令員的老紅軍張錘秀，他是1933年參加紅軍的，參軍時17歲。長征時負過兩次傷：第一次是在湘江戰役中，被敵人子彈擊中頭部；第二次是騎馬摔傷了腿。那時負傷後沒有什麼藥，隻是用鹽巴水洗一洗，最好的藥是紅汞、凡士林藥青。上級要把他寄住在老鄉家養傷，沲說什麼也不肯，堅決不離開部隊。部隊宿營
了，他仍慢慢向前趕路；部隊行軍了，他又落後了；部隊再宿營時，他仍堅持走。就這樣，他跟上了隊伍。
賀子珍在長征路上生小孩不久，在敵機轟炸下為掩護傷員多處負傷，她考慮到自己不能工作，會給隊伍添麻煩，便申請留在老鄉家養傷。她所在的休養連已同意，但毛澤東堅持讓她跟隊伍走，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
隆德三裏甸有個大個子女紅軍,養好了傷便去追隊伍，一直追到陝北。還有的傷員傷好後，買一副貨郎擔子，化妝成小販，深夜出門去追趕隊伍……
我在紅原藏族自治縣了解到：曾有4名“流散紅軍”：史樹森、羅大學、吳貴春、侯德明，他們都是1936年流落到紅原縣的，那時是十幾歲的小紅軍。有的是渡河掉了隊，有的是生了病，有的是負了傷……流落後一直生活在藏民中間，除羅大學之外，都起了藏名，分別叫二紮酉、俄日、羅爾伍。他們經年累月，不僅生活習慣和語言全改變了，就連長相和神態，都跟藏民沒什麼兩樣了.當他們跨著駿馬，帶著兒孫，放牧在大草甸子上時，你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他們曾是從江西、湖南或者四川出征的漢族紅軍戰士。他們其中的一位，多少年來總是在棖篷掀簾門上麵，縫一個紅布剪成的五角星，那紅五星經風吹雨淋早褪色褪得與帳篷顏色沒有多大區別了，但在他心中，革命理想之火不會熄滅，參加紅軍，投身革命，是他一生的榮耀。
甘肅岷縣有一個流散女紅軍，叫王心一，四川通江石鄉人，小時候家窮，13歲就當了童養媳。因為受不了婆婆的虐待，她多次逃回娘家。娘家人怕她回來無法養活，便對她極冷淡，見麵也不認她，她覺得生活已走投無路，便在紅軍到她家鄉時，參加了紅軍。她開始在洗衣組，後來在紅軍醫院當護士、護士班班長，並光榮地加入了青年團。1935年她在長征中擔任作戰部隊的班長、排長。紅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後，部隊北上，她又編到醫院工作。突破臘子口後，駐麻子川一帶時，她因打擺子不能繼續行軍，就留下了，那一年她19歲。有一個務農的男子，把她打扮成當地媳婦模樣收留在家裏，藏在洋芋窖裏，直到白匪搜捕風聲過去之後，才以納妾為名把她帶到縣城的家中，她一直隱瞞著真實的身分。她想：紅軍遲早會回來的。於是，把團證、殘廢證、當紅軍時的相片底片，以及紅軍發的幾張蘇維埃布幣和一枚銅幣，用碎布包紮好，藏在櫃子底下一個牆窟窿裏，沒告訴任何人。直到解放後才挖出來，可是由於年久受潮，除那枚銅幣的圖案、文字還能看清外，其他的東西都已破損不堪。她把這枚惟一可做紀念的蘇區銅幣珍藏下來。、她珍藏的，‘是她當紅軍的歲月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