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歲時，他總是盡力使我能夠與路過我們小鎮的網球巨星對打一場。第一個來的是吉米?康納斯。父親告訴我，康納斯是網球曆史上最優秀的選手之一。而對我來說，印象更為深刻的是，他梳著和我一樣的西瓜頭。我們打完之後，康納斯告訴我父親我一定會變得非常優秀。
父親憤憤地說：“我早就知道了。非常優秀？他會成為世界第一！”
他並不是想獲得康納斯的認可，他隻是在尋找一個可以和我打一場比賽的人。
康納斯無論何時來拉斯韋加斯，我父親都會為他的球拍穿線。我父親是一個穿線大師。（還有誰會比我父親更善於製造並維持“緊張”狀態？）程序總是那樣的。早上，康納斯給我父親一盒網球拍，8小時後，父親和我會在長街上的一家餐廳與康納斯會麵。父親會打發我去，捧著那些已重新穿好線的球拍。經理會指給我一個遠處的角落，康納斯和他的隨從們坐在那裏。康納斯背對著牆，坐在正中央。我小心翼翼地把球拍遞給他，一句話也不說。餐桌上的談話會突然停止，每個人都會向下看我。康納斯一把抓過那些球拍，然後隨手放在椅子上。有那麼一刻，我感覺自己很重要，仿佛我剛剛把磨好的劍交給了三個火槍手之一。康納斯隨後會揉搓一下我的頭發，說些嘲諷我或我父親的話，之後桌旁的每一個人都會發出瘋狂的笑聲。
網球打得越好，我在學校的表現就越糟，這使我很痛苦。我喜歡書本，但是感覺總會被它們打敗；我喜歡老師，但是常常弄不懂他們在說什麼；我似乎無法像其他孩子那樣學習或處理一些基本事實。雖然有著異乎常人的記憶力，但我總是無法集中注意力。在我這裏，某些問題常常需要被解釋兩遍乃至三遍。（難道這就是為什麼父親每件事情都要喊兩遍的原因嗎？）另外，我也知道父親痛恨我在學校待的每分每秒，因為那就意味著我的練球時間會相應縮短。討厭學校，因此在學習上表現得一塌糊塗，才是對父親忠誠的一種表現。
有些時候，當父親駕著車送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上學時，他會微笑著說：“夥計們，要麼這樣吧，咱們不去學校了，我帶你們去劍橋壁球俱樂部怎麼樣？你們整個上午都可以打球了。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們知道他想讓我們說什麼，於是我們說：“太棒了！”
“不過不要告訴你們的母親。”父親說。
劍橋壁球俱樂部就位於長街以東，長長的、矮矮的屋頂，看起來破破爛爛的，內有10個硬地球場，空氣中總是彌漫著一股令人不適的氣味，我說不清那是到底是什麼氣味—或許是由灰塵、汗水、止痛劑以及某種酸腐的、剛剛過期的食品混合而成的。父親將劍橋俱樂部視為我們家房子的某種補充。他和俱樂部老板馮先生站在一起。他們密切注意著我們，以確定我們一直在打球，而沒有浪費時間說說笑笑。終於，父親吹口哨了，這種哨音我無論在哪裏都能辨識出。他把手指放在嘴裏，使勁地吹了一下，而那意味著一局、一盤、一場比賽的結束，也意味著立即停止擊球，鑽到車裏，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