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於是杜月笙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上海雖然淪陷，但是上海這個地方還相當重要，國民政府各院、部、會，經常派人到上海開展工作，但是各人有各人的任務，互相之間可能還不認識，每個人都各自為戰，甚至還互相拆台，這樣的做法，不僅枉費人力財力，還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以個人之見，不如向中央建議，在上海設一個總機構，全盤負責上海方麵的工作，人不妨大家都派，有了事情，大家一道來。”
聽杜月笙這樣一說，吳開先歡呼鼓舞，於是返回重慶之後，將杜月笙這一建議向蔣介石、陳立夫做了彙報。不久之後，經國民政府同意，決定設立一個“上海統一委員會”。為此，陳立夫分別征求了上海市長吳鐵城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等人的意見，提出了“上海統一委員會”成員的初步名單。
常務委員的名單包括國民政府財政次長俞鴻鈞、軍統局戴笠、蔣介石的軍事代表蔣伯誠、上海商會會長王曉籟、三青團骨幹吳紹澍以及吳開先和杜月笙，委員則有錢新之、潘公展、陸京士、馮有真、吳任滄、童行白等。
對常務委員的名單吳開先不甚滿意，他擔心俞鴻鈞被指定為主任委員後給自己帶來諸多不便，因此，他主張淪陷區地下組織與公開組織性質不同，人數宜少不宜多，而俞鴻鈞、王曉籟隨國民政府退至重慶，不方便開展工作，建議不參加為宜。
經商討，常務委員中，俞鴻鈞、王曉籟兩人被排除在外，剩下的五人，杜月笙居香港，戴笠駐重慶，吳紹澍守上海，吳開先來往於重慶上海之間，而蔣伯誠原來在重慶，因家人在上海，便主動請纓到上海開展工作。
統一委員會的五位常務委員中，除杜月笙以外的幾位人選，都與杜月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戴笠與杜月笙有結義之情，蔣伯誠是杜月笙的玩場知己，吳紹澍是杜月笙的學生，吳開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
這五人當中，杜月笙在上海工商界的影響最為深厚，而且在國民黨各派係之間也兜得轉，協調各種勢力的能力最強，因此吳開先力主由杜月笙擔任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這一意見得到了戴笠和陳立夫的支持，最後經蔣介石批準，決定派杜月笙擔任主任委員，協調上海各方麵的工作。
杜月笙早就想將上海的各種勢力統一於自己的名下，因此對這一任命並未推辭。有一次，蔣伯誠轉道香港去上海，二人在告羅士打飯店敘舊，杜月笙曾問他說：“主任委員是什麼級的官？”
蔣伯誠逢迎著回答說：“要說是論級嘛，見官高一級，因為主任委員是委員的頭子。要問有多大，比上海市長還大，因為市長管不了當地的黨和團。要講闊麼，比各部的部長還闊，因為部長最怕的是特工，而你則在特工首腦之上。”
杜月笙雖然明白這隻是一種客套之辭，但仍然十分得意。從這以後，杜月笙通過遙控上海方麵的親信人物，開始布置和開展各種工作。
杜月笙安插在上海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學生徐采丞，杜月笙要求他負責對外聯係工作。所謂對外聯係，主要是與日本方麵的聯係。徐采丞是上海地方協會的會員，很快與日本“興亞院”拉上了關係。“興亞院”直接領導中國的漢奸組織，他們認為徐采丞有杜月笙為背景，是與國民黨政府聯係的重要橋梁，對他興趣頗大。
所以經“興亞院”介紹，徐采丞又結識了日本海軍、陸軍、憲兵隊及特務機關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了這些關係的存在，徐采丞既可保證自己平安無虞，又能安心留在上海，並成為杜月笙對外聯係的負責人。
萬墨林是另一個杜月笙遙控指揮的人物，主要負責內部聯係。所謂內部聯係，是指與軍統特務、黨政工商駐上海人員、杜門中人及租界探警等的聯係。
在杜月笙的授意下，徐采丞與萬墨林積極配合吳開先，並為其工作提供便利。統一委員會在上海最大的成就，就是竭力與汪偽政權爭奪上海智識之士和工商業領袖。例如虞洽卿，曾被日本人和汪精衛極力拉攏，險些被漢奸周佛海拖下水，無奈之下，吳開先和萬墨林暗中派了幾個青幫殺手對其進行恐嚇威脅，虞洽卿經他們連騙帶嚇，才離開了上海，由香港轉道去了重慶。
事後，吳開先表示：“統一工作委員會在滬正式成立後，第一項工作即盡力勸導工商銀錢界及知識分子離滬赴港，轉入大後方。”並將此次事件的重大勝利，歸功於兩個人。其一是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孔祥熙，其二就是杜月笙先生。
巧策劃營救高、陶
自七七事變以來，國共兩軍浴血抗敵，波瀾壯闊，此時的親日派分子汪精衛仍然天真地寄望與日軍謀和，企圖借日本人的扶持成立新的國民政府，從而在與蔣介石的政治鬥爭中取得實權地位。
1939年夏，汪精衛與另外一位臭名昭著的漢奸周佛海偷偷奔赴日本，與平沼內閣談判在南京組織偽國民政府的問題。同年11月，日方代表與汪精衛集團在上海再次秘密會談，並計劃在12月份簽署一份名為《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密約。
就在這份密約尚未簽署之前，汪精衛集團內部居然發生了一件大事體。兩位跟隨汪精衛多年的重要人物出逃，還將日汪行將簽署的賣國密約公之於天下，從而導致汪精衛集團處於極為被動的局麵，徹底暴露了他賣國投敵的醜惡嘴臉。
這兩位背棄汪精衛的人物，一位叫高宗武，抗戰初期曾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深得汪精衛的賞識；另一位叫陶希聖，曾擔任過《新生命月刊》主筆，後又去北京大學任教。在汪精衛“與日謀求和平”論調下，兩人被其蒙蔽，為其所用。
在參加日汪密約談判過程中，高宗武對汪精衛接受日本提出的過高要求深感不滿，當他探得《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內容時，大為驚駭。此一密約包括承認偽滿洲國的合法地位，保證對日親善，聯合“防共”，還有其他各種在中國的權益要求，是一個空前的不折不扣的賣國條約。
自從追隨汪精衛以來，高宗武、陶希聖並未獲得理想中的政治滿足感，內部的傾軋，使他們在權位的分配上處於不利地位，而在大小漢奸不斷被刺的陰影下，他們也深深感到自身處境的極度危險。
最重要的是，他們看不到汪精衛的和平計劃，隻看到他對日本人的唯命是從，《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內容居然比“二十一條”還狠，假使簽訂了這項“密約”的話，那麼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都要斷送，這讓高宗武大為驚駭。
高宗武決定，盡快擺脫汪精衛，並以盜竊並披露日汪密約為代價，重新回到蔣介石身邊。為此，他幾經周折，先找來自己的老鄉，進步黨人士黃群。
黃群早年留學日本，參加過黎元洪、梁啟超等人組織的進步黨，還曾擔任過南京臨時參議議員，一度反對袁世凱稱帝。因其在國會內與國民黨對立過，於是又找到了時任上海商會理事長的徐寄成。
徐寄成聞訊後，立刻寫了張條子：“高決反正，速向渝洽。”紙條交給徐采丞後，徐為此專程由上海趕往香港，向杜月笙彙報此事。
杜月笙與高宗武曾有過一次交往：抗戰初期，高宗武來往於香港和上海之間，進行所謂謀和活動，此事被《華僑日報》察知並揭露。高宗武揚言要告《華僑日報》，杜月笙出麵調解，高宗武借坡下驢，表示：“看杜先生麵子，打消原意。”杜月笙因此稱讚高宗武：“這位朋友很明事理、夠交情。”
聽完徐采丞的彙報後，杜月笙十分高興，並於11月5日乘飛機趕往重慶，晉謁蔣介石，請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如何處理。
當時，因為汪精衛以國民黨副總裁的身份投降日本，同時還帶走了一批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大大削弱了蔣介石的實力，此事讓蔣介石憂心忡忡，焦頭爛額，卻苦於找不到有效的辦法和行動。當杜月笙向蔣介石報告了高宗武“反正”的消息，蔣介石大為高興，立即指示杜月笙從速返港，約黃群麵談。
豈料，杜月笙所搭乘的飛機飛到半路竟遭到日本戰機的追逐掃射，幾經周旋雖僥幸逃脫，杜月笙卻因此驚出一身病來。安全到達香港之後，杜月笙來不及喘息，忙喚人請徐采丞來，討論營救高宗武、陶希聖的事宜。
在病榻之上，杜月笙跟徐采丞說：“請即刻回上海，代我辦到兩件事體。第一，請黃群先生火速來香港，跟我當麵接洽。第二，轉告萬墨林他們，隻要高宗武說聲走，便不惜一切代價，務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無事地先送到香港來。”
徐采丞走後的第十天，黃群果然秘密抵達香港，直接住進杜月笙的公館。二人促膝長談，黃群將高宗武、陶希聖與汪精衛赴日的種種經過，日汪密約的要點，逐條逐項向杜月笙一一細說，為了備忘，還親筆給杜月笙寫了一份報告。
二人會晤的第二天，杜月笙就帶著黃群給他的報告急匆匆飛往重慶，向蔣介石作了彙報。蔣介石甚感欣慰，除了表揚杜月笙以外，還寫了一封給高宗武的親筆信，稱高宗武為“浙中健者”，交給杜月笙，讓其轉交。
杜月笙回到香港以後，即通過私人電台密令上海的青幫中人做好護送高宗武、陶希聖離滬赴港的準備。
由於日偽方麵戒備森嚴，防範緊密，想要營救高宗武和陶希聖脫險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況且，日汪之間《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簽字儀式近在眼前，高宗武決心等密約簽訂過後再盜出攝影件，獻給蔣介石，揭破汪精衛的賣國勾當。所以，他並未急於出走，除了要拿到汪精衛的賣國證據，還要設法營救處於極度生命危險中的陶希聖。
此時的陶希聖，也獲悉了日方在《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中提出的條件，那就是徹底將中國分裂為“滿洲國”、“蒙疆自治政府”、“華中”、“華北”、“華南”五大地帶。五大地帶不包括外蒙、新疆、西南和西北以及西藏，將海南島和台灣列為日本的軍事基地。
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如果就這樣“白紙簽上黑字”，中國必將亡國，日本的陰謀必將得逞，這件事是萬萬不可能的，因此陶希聖拒絕在中日密約上簽字，一麵稱病不出，一麵暗中策劃如何出走。
1939年12月30日，汪精衛集團與日本政府正式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陶希聖托病不出，拒絕參加簽字儀式。
在簽字儀式上，日汪方麵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不管怎樣小的紙片都不準帶出會場，於是高宗武暗中將每次參加談判的結果都牢牢記住，離開會場後偷偷整理出來，交給內弟沈惟泰，翻拍成膠卷，衝洗兩份，準備帶走。
陶希聖的反常舉動引起了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的猜忌，當即有人密告陶希聖，汪精衛的“七十六號”特工機構正準備刺殺他，然後開“追悼會”。陶希聖兩夫婦當時決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隻有自戕之一法。”
1940年元旦那天，高宗武悄然出現在法租界陶希聖的家裏，借探病拜年之由，秘密商訂出走的時間和計劃。
其後，萬墨林遵杜月笙的指示，購買了兩張4日由上海駛往香港的美國“胡佛號”輪船票，派人暗中送給了高宗武和陶希聖。就在1月4日這天，高宗武按照預定的計劃登上了美國輪船“胡佛號”。陶希聖則獨自一人乘車到南京路國泰飯店前門，下車後，穿過大廈大廳，徑赴後門口，換乘一輛出租汽車，直奔黃浦灘碼頭，和高宗武先後搭上“胡佛號”，離滬去港。
1月5日下午，高、陶二人順利抵達香港，杜月笙、黃群等人心頭懸著的一塊石頭方始輕輕落下。日汪密約經高宗武的內弟沈惟泰攝成底片，交由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攜來香港。
高宗武、陶希聖出走香港，讓日汪集團大為惶恐。汪精衛立即派人控製住陶希聖的住宅和家人，妄圖以陶希聖家屬為人質，勒令陶希聖回滬。陶希聖了然汪精衛的手段，於是立即寫了一封信給汪精衛，言明：如果不能保障其家屬安全，將走極端。
汪精衛很清楚陶希聖所謂的“走極端”，便是全盤公布他的賣國醜行，這不能不令汪精衛心生疑懼。迫於無奈，汪精衛妥協地表示，陶希聖的妻子可以留下三個兒女，帶兩個小兒子去香港勸陶希聖返回上海。
陶希聖妻子到達香港不久，給汪精衛拍來電報，說：“希聖即可偕返上海。”汪精衛因此稍稍心定，與周佛海等人離滬去青島，在日本人的主持下，與偽“華北臨時政府”頭目王克敏、偽“南京維新政府”頭目梁鴻誌談判偽南京政府的組織問題。
就在汪精衛北上青島之際，杜月笙等人開始緊鑼密鼓地設法營救陶希聖的三個留在上海的兒女。杜月笙派一個叫曾資生的人偷偷潛回上海，與萬墨林取得聯絡，設法將三個孩子偷運出滬。
在萬墨林的精心安排下，三個孩子被接到一個煤球廠，在青幫弟兄的掩護下，分乘三輛街車，偷偷運送到十六鋪碼頭，搭一艘意大利油輪，出吳淞口，直接駛向公海。1月20日，三個孩子順利抵達香港，與陶希聖夫婦劫後重逢。
第二天，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即公布了《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的原文攝影件。
1940年1月23日，蔣介石就“日汪密約”發表《告全國軍民書》和《告友邦人士書》，在《告友邦人士書》中，蔣介石指出：“日汪密約”表明日本欲“以中國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等，統由日本統治，俾其他各國之一切活動，均受日本國策之打擊，且以此‘中日新關係調整綱領’之日汪協定，而根本取消各國在東亞之地位矣”。
很明顯的是，《告友邦人士書》特別強調了“日汪密約”將損害英、美、法等國的在華利益。英、美、法等國家當然明白蔣介石此番言論的意思，於是紛紛發表聲明：堅決維護“九國公約”，否認汪偽政權。2月13日，美國國會通過對華貸款3000萬美元，3月7日，再由聯邦進出口銀行貸款2000萬美元，以資蔣介石備戰之用。
“日汪密約”公布之後，汪逆集團十分狼狽，遭到全國軍民的一致唾棄。《新華日報》也發表了社論，嚴正聲明汪精衛漢奸集團為中國抗戰和中華民族的叛徒和罪人，誓死反對任何賣國條約和任何方式的向敵投降，並號召全國人民堅決與汪精衛及其他投降分子鬥爭到底！
由於杜月笙在營救高宗武、陶希聖的事件中功不可沒，蔣介石特別撥款20萬給杜月笙作為酬勞。不久以後，高宗武、陶希聖因公布了“日汪密約”為蔣介石立了一功，分別得到獎賞，尤其是陶希聖，在香港被日軍占領後，輾轉回到重慶，經陳布雷推薦，進入蔣介石的侍從室，做了蔣介石的秘書。
義士擊斃張嘯林
汪精衛自與日本人勾搭連環、沆瀣一氣以後，便加快了與蔣介石爭奪政權的步伐，並大有取而代之的跡象，這讓蔣介石大為惱火，蔣一直伺機報複，無奈鞭長莫及，幾次功敗垂成。
戴笠一向是蔣介石的得力幹將，他所領導的軍統局專門從事情報和暗殺工作。有一次，戴笠曾根據蔣介石的指示，派軍統特務陳恭澍等人去河內刺殺汪精衛，結果錯殺了曾仲鳴。經過這次遭遇，汪精衛把保衛工作做得更加嚴密了，很難下手。
殺不了汪精衛，戴笠就把目標轉向了圍繞在日汪周圍的政治要人。為此，他向蔣介石請示，希望軍統局在上海成立一個“行動小組”，實施“鋤奸行動”，很快得到蔣介石的批準。
戴笠曉得杜月笙在上海的徒子徒孫眾多，可資利用，於是找到杜月笙談及此事，希望杜月笙介紹一位負得起責的人，擔得起出生入死的要緊任務。
於是，杜月笙把自己的一個得意門生陳默介紹給了戴笠。陳默字水思，抗戰之前做過上海警備司令部的稽查組長，是杜門中的一個後起之秀，其心狠手辣絲毫不亞於杜月笙的“四大金剛”。
陳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軍統局，開展鋤奸行動。由於他早年受過特別的軍事訓練，頭腦精細，辦事幹練，很快就完成了幾次漂亮的任務，先後將上海兩特區法院院長範罡、偽上海市民協會負責人尤菊蓀、偽市民協會主席顧馨一、偽市民協會委員楊福源、上海市政督辦公署秘書長任保安、偽綏靖第三區的日本特派員中本達雄送入地獄。
隨著鋤奸行動的深入，陳默的槍口開始對準了幾位極為特殊的人物，這幾位人物都與杜月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頭一位就是原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上海商會會長傅筱庵。陳默通過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及一位張姓青幫弟子的關係，買通了傅筱庵的傭人朱升源。有一天，傅筱庵參加日本人的宴會歸來，酩酊大醉，倒頭便睡。接受了暗殺任務的朱升源，趁此良機，提著早已準備好的菜刀，推開傅筱庵的房門，對準傅筱庵的咽喉猛砍下去，大漢奸傅筱庵未及呼救，就一命嗚呼了。
第二位是俞葉封，早年做過緝私營的統領，杜月笙開辦三鑫公司的時候，經常經海路走私毒品，俞葉封為其大開方便之門，因此二人關係極為融洽。抗戰之後，俞葉封投入日本人的懷抱，為日本人大肆搜刮戰略物資，給國民政府造成了一定困難，也損害了杜月笙的在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