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離開(2 / 3)

六、傳遞藝術的線路很不一樣。

梅蘭芳遵循的是“京朝派”的舊習,縱向傳遞。四十年代談到梅派傳人,人們當推李世芳、言慧珠;如今談梅派傳人,會想到梅葆玖、杜近芳。“麒派”則十分特殊,“來處”就不明確,人們很難說出是誰造就出如此具有藝術原動力和開創力的周信芳;同時,沿著周信芳的足跡向後尋找,仿佛也難確定哪位老生是“麒老牌兒”的法定傳人。奇怪的是,倒有幾位不是老生行當的演員(如裘盛戎、袁世海、高盛麟、趙曉嵐)十分出色,在他們的部分演出片段當中,閃現出極強烈的“麒派色彩”,於是被後人呼之為“麒派花臉”、“麒派武生”和“麒派花旦”。

七、統領同行的方式不一樣。

梅蘭芳是王者風度,從不有意統領而萬眾自然“臣服”。周信芳則是用(相對而言的)現代方法去管理戲班和同行,注意科學精神和管理實效。

八、各自作為“社會人”的形象不一樣。

梅是高高在上,超脫瀟灑,是一尊人格神。周則站在平地,積極參與各類社會活動,其深度和廣度都超過梅。

九、雙方所處背景文化不一樣,不同的背景文化對演員的要求也不一樣。

梅蘭芳久居京城的最大劇種之中,從沒人敢向他挑釁,也沒人能跟他爭霸。戲迷和各個階層的人都習慣“捧”著他。周則不同,他一直處於潛伏著殺機與競爭並存之地,自己每行一步,都要左右環顧,然後衝殺出一條“血路”。

十、雙方畢生的行動軌跡不同。

梅蘭芳一直以北京為基點,幾番衝刺上海,並幾番經上海去衝擊世界,最後依然回歸到北京。周信芳把上海作為自己的大本營,帶著直接、間接從世界獲取的思路和做法,麵對北京最保守的傳統,展開藝術審美觀上的搏鬥,最後再帶著搏鬥後的思索返回上海,使自己在上海立足更穩。

最後歸結一下:當京劇處於順境時,可以多在“從梅看周”之類的題目上做文章。如今遇到了不景氣,就不妨調過頭來,多在“從周看梅”上做些文章。比如,上海的梨園同行就可以多談一談,其中必然會有新的思路。

在當前思索前輩藝術大師的成才之路時,我覺得最重要的,已不在於向著原來的樓台殿閣添磚加瓦,而應該把諸多大師擺入一個更大的文化範疇,運用新的思路,去尋求新的角度,才會更加有利於今人對傳統的思考。錯位了的“小三角”

眾所周知,昔日京劇有著一個京津滬的“小三角”:北京(北平)是絕對中心,一切遵循規範,即使是向前闖蕩,也要有板有眼;上海則獨樹一幟,把“海派”旗幟舉得老高,於是恣意去做,有市場便擁有一切;天津“居間”,地理上“居間”,審美同樣“居間”,當然“居間”從名分上是“不好聽”的,於是時常便有些“過”——時而比“京”還“京”,時而比“海”還“海”。當初李少春從上海到北平來“打天下”,為了防止冒失,便先在天津下車試探一番。演了幾出京派的戲,結果大受歡迎,於是這才增加了信心,大搖大擺地挺進京城。

往事已矣,現在隻說今天。京津滬,依然還是京劇的三大“重鎮”,但彼此的關係卻有些“錯位”了。昔日北平擔當過好幾種的“中心”,幾種“中心”中的核心是“文化中心”,如今北京告別了“文革”前的“多種中心”,隻兼任起“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話雖是這樣說,但這兩種“中心”並非“並列”,而是用前一種統帥後一種。這一來,北京的工作盡管各式各樣,但追根到底,內中深處都還是“政治第一”,它必須是靈魂,必須滲透在工作的全過程。不這樣就要犯錯誤。所以擺在京城無數重要工作當中的京劇,第一是實在算不上有多重要,第二在突出政治上也毫無例外,於是北京各級領導對戲的審查便格外多,這樣那樣的指示也格外嚴格。像《海瑞罷官》那樣的政治戲,也隻可能出現在北京,而且要以“馬連良、裘盛戎”的陣容去演出。同樣是表現海瑞的戲,上海則拿出了由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誠然該戲也有缺點,但它前提是有“戲”,並且藝術上有海派味道。

當前的北京,京劇市場依然是全國最大的,其演員陣容無疑也是最強的。還有一點,北京梨園當中的官本位,在全國恐怕也是首屈一指的。或許就因為這,北京總出不了“像樣兒”的戲,所以從1990年一直延伸到1995年之前,北京的梨園舉動不大。北京擁有實力最強的兩大京劇院團,但什麼事一辦都舉步維艱。北京的藝術領導習慣於首先想政治,具體到做時,又習慣用“打仗”(而非“市場”)的思路。

上海則完全是另一種心境。是晚年的鄧小平決定了今日上海的騰飛,開發浦東,給予優惠政策,使上海市謀求到一個開拓闊步前進的大環境。對待國內如是,麵對世界也如是。昔日“上海小市民”的種種陋習,幾乎掃蕩一空,並正向世界大市民的目標奮進。具體到京劇,也沾了這個大氛圍的光,本來上海人的腦子就“靈光”,善於做“借雞下蛋”的事兒,如今把眼睛和手都伸向全國和全世界,種種事情都先於北京一步,一步領先,步步領先。

一向“居間”的天津,也希望扭轉這種尷尬局麵。他們在“先繼承、再創造”的指導思想下,成立了“天津青年京劇團”,先後邀請全國的京劇名伶,到天津搞過兩次“百日集訓”,最後終於推出了諸多行當新的名角。我讚美天津,是因為天津承擔了本來應該由北京做的事。天津看到北京該做而又不做,於是想到“舍我其誰”,便勇敢地擔當起來,我很讚同“先繼承,再創造”的方針,因為它是從實際出發的。但天津這樣做也有其經濟不夠發達、生產力相對落後、“改革開放”的力度不足的大背景。有鑒於此,所以我也很替天津擔心,怕天津這種幹法不能持久。一旦將來天津的經濟工作“上去”了,那麼京劇、曲藝在天津觀眾中的魅力,或許就會迅速下降。還有一點,天津不具備北京那種長期擔任首都的文化優勢,有時一件很“大”的事讓天津一辦,給人的感覺卻“小”了,甚至是變了“味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