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過去五年（我是從寫上一本書的1989年計算），時間進入1994年——我發覺無論是自己還是整個梨園，一方麵都有了若幹變化，同時又產生出很多一言難盡的問題。
寫上一本書時，我還處在因劇團“承包”引起的混亂中。到了寫這一本時，我則安定下來，再不考慮寫劇本的事了。劇院要我擔任研究部的主任，我也把從文化上俯瞰和透視梨園視為己任。
雖然提出了“振興京劇”的口號，但付出與收獲不成正比。梨園忙於搞家族、流派的演出，有關領導部門也忙於辦活動。二者經常是“完了（就）完”。結果是越往下搞，就越缺乏後勁兒。比如，“文革”後最初向香港派出京劇演出團，多是由內地某一個劇團為基本班底；後來為了加強陣容，就把某一城市的幾個團聯合在一起；再往後，則把內地幾乎所有的京劇名家都“拴”在一塊兒前往。同時香港方麵，最初是幾家資方聯合接待，隨著演出活動逐漸的不上座，資方熱情逐漸下降，就不再接待內地整個的演出團隊。每當北京上海有盛大演出，他們寧可直接飛過來，看完戲則馬上飛回去。再往後，港台票友自己要登台唱戲了，並且是扮演主角。他們飛臨內地排戲，召喚內地名伶在其中擔任配角。
還有內地劇團自身的藝術建設（推陳出新）問題——怎樣繼承？如何出新？作為不同城市的不同劇團，作為不同流派的不同演員，是應該既有“主心骨”又要“多樣化”的。更大的問題是，麵對市場經濟，劇團如何調動全團上下一心，形成有力的舉措，從而贏得兩個效益？但我們看到的事實，則是從1990年後，每年都有相當數量城市的京劇團慘淡下馬……
另外，當時“紀念梅、周兩位大師的百年誕辰活動”已在籌備之中。這本來是好事，但有關的宣傳顯得浮泛，許多話沒說到點子上。舉例來說，把“梅、周”放在一起紀念，是因其生辰相連，同時一人唱旦，一人唱生，一人在北，一人在南。除了這些表麵原因，兩位藝術大師從表演藝術來說——梅的特點在於堅持古典，周則更多偏向現代，他們分別占據著北京和上海，分別成為京派和海派當中最優秀的人物。我以為，不把這一最大的“分歧”點透，就無從揭示舉辦這次活動最深刻的意義。
麵對以上種種，我不敢說憂心如焚，起碼也是愛莫能助。我所能做的，無非就是結合梨園新的情況，重新研究梅蘭芳當年的藝術實踐，寫出這本《梅蘭芳百年祭》。
《梅蘭芳百年祭》曾由奧林匹克出版社出版。這次出版《梅蘭芳三部曲》，我從整體結構出發，對《梅蘭芳百年祭》做了如下三方麵的調整：一是在開頭增加了對1995年（前後）京劇形勢的認識和把握共四章；二是照錄原先從微觀角度研討梅派藝術的十章；三是在結尾增加了承上啟下的三章，為的是“逗”出三部曲的最後一本。《梅蘭芳百年祭》中原來關於“品戲說”的論述，經提煉移至下一部中，許多闡述已和第二部中有了不同。
作者
1999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