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承認，這一設想是他們家族的“一廂情願”。如果真由家族“拍板”，上文談及的戲碼安排，說不定還真的變成事實。可這是在中國，在中國的北京辦事，從來就沒有讓家族“拍板”的時候。即使是給某位德高望重之人祝壽，政府職能部門的策劃者，首先想到的還是政治——其一，要突出梅蘭芳這位“不太愛講政治”的人之“政治”；其二，要考慮到京劇的全局，梅至多代表了北京和北方，那麼南方呢，於是就又想到了一貫積極和靠攏組織的周信芳。這麼一想，就產生了新想法——要是能把梅、周放在一起紀念，豈不更好！用陽曆算，梅生於1894年12月，周則生於1895年的1月。但換成陰曆看，梅、周則是同一年生人，梅生在那年陰曆十一月，周則生於十二月。策劃者實在是“高”——活動從陽曆十二月的北京搞起，開幕式在北京；等元旦時移師上海，接著紀念周，把閉幕式放在上海。這樣，豈不就把一碗水“端平”了麼？
由此看來，決定在1995年同時紀念梅、周，乃是政治家的一項創造，至少，也是文藝領域內的政治家之創造。老百姓想不了那麼多，既然京派京劇總也上不去，紀念一下梅先生，總歸會有促進作用。既然能有促進作用，咱就支持擁護。至少又會有許多好戲雲集北京，咱又能有許多好戲可看了。
新的“梅劇團”
懷念梅先生，就不能不懷念老的“梅劇團”。本來，四大名旦每人都成立過一個“自己的劇團”。這種所謂“自己的（劇團）”，意思無非有二：一是集中演出自己流派的戲；二是在體製上，和國營劇團拉開差距，可“適當”向當初的戲班靠攏。可後來“程”、“尚”、“荀”三家都散了，隻剩下“梅劇團”還在苦苦撐持。
其實也未見苦。隻要梅在，無論他走到哪裏，就一定有人蜂擁著看。中國地方大了，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梅先生解放後走過十幾個省份，大約隻剩下新疆和西藏了。他寫信告訴周總理，西藏限於身體，恐怕是去不了啦，但新疆還是可以去的，所以在逝世之前還念念不忘。
研究一下梅晚年的這樣奔走，大約有兩重原因。第一，是梅先生的政治覺悟確實有了飛速的提高，他認識到工農兵是這個國家的主體，他希望也願意把自己的藝術送上門去；此外還有第二，他惦念昔日和自己共事過的老夥伴們。在困難時期，他每周和老夥伴們在虎坊橋的晉陽飯莊聚餐一次，他掏一半錢，另一半由大家分攤。有一次冬天刮西北風，徐蘭沅和薑妙香從宣武門內走出來，步行趕往虎坊橋。徐由於年紀大了，腳下步子一滑，險些跌倒。薑急忙用手扶住，徐反倒信口念出兩句韻白自嘲：“隻為一頓紅燒肉（讀音‘入’），險些進了棺材鋪！”說畢兩人相視而笑，繼續向虎坊橋行進。這件事是薑的弟子劉雪濤先生親口對我所講。
梅先生這些夥伴，解放後生活倒是安穩了，他們多已成為中國戲曲學校當中的教授，這僅僅是一份兒工資，恐怕還不足去支撐一大家人的開銷。梅先生思之再三，覺得不如請他們進入“梅劇團”，讓這個民營劇團多少“像”一些當年的“承華社”。大家都可以演戲掙“分”（就如同農民掙“工分”），這樣多勞多得，老夥伴們就等於又有了一份兒收入。於是，梅先生就把這個“自己的劇團”苦苦撐持到自己逝世。
應當鄭重說一句，這種體製之所以能在“十七年”中延續下來，背後是和周總理的支持分不開的。
梅先生逝世後，這個劇團“知難而退”，很快銷聲匿跡。經過了“文革”，老人們又想起“它”來。許多人在心底都萌生出這樣的意願：什麼時候，葆玖也能獨自挑起這個“班兒”呢？
最初，可能還是出自藝術上的考慮。但想著想著，許多人眼看著國營劇團數次經曆“承包”的試驗，也沒能搞出眉目來！戲迷們是不太管“政治”的，一切都以“出好戲”為原則。再加上“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鼓勵，於是有些老人兒又把希望寄托在私人戲班的出現上！
人們懷念“老梅先生”，於是把希望寄托在“小梅先生”身上，寄托在新一屆的“梅劇團”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