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四章 把酒言歡·此身合是詩人未(3 / 3)

一陣掌聲。蓋老起身,連著向中、左、右三個方向躬身致意:“不敢。咱蓋叫天來到北京,北京乃是高人會聚之地,山高水深,藏龍臥虎。一個縮在杭州幾十年的老朽,怎敢班門弄斧?記得今年春上,梅大爺兩過杭州。承他一片美意,兩過寒舍,在樓外樓吃飯,又一塊兒遊蘇堤,對我的幫助實在是大。談戲曲不能離開京劇,談京劇自然又不能不先談梅大爺——”

蓋說到這兒,扭頭向田漢說:“您瞧,我是稱呼‘梅大爺’呢,還是叫‘梅先生’、‘梅同誌’,或者叫‘梅博土’、‘梅老板’?我不是官麵兒上的人,不懂得這官麵上的理兒,您給我指撥指撥,行嗎?”

“今兒是請您隨便談談,您覺著怎麼‘隨便’,您就怎麼談。”

“好,要這麼著,我覺得還是‘梅大爺’最合適。為什麼呢?首先因為他‘行大’,因此晚輩見到他總要稱呼‘大爺’。可我們這些平輩見了,也習慣隨著晚輩稱他‘梅大爺’,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原因也簡單,就因為人家的‘玩意兒’地道!說起梅派藝術,特點就在一個‘大’字兒!‘大方’,‘大氣’,‘大度’,說白了吧,那是一種沒法兒學的‘大路活’!……”

正說著,外邊有人嚷道:“梅先生來了!”

果然,簾子挑起處,如同一道光輝閃進屋子,在座人物一齊站起,緊接著是一片“梅先生”的招呼聲……

梅頷首左右一顧,然後直向當中:“蓋五爺,咱們杭州一別——”蓋也連連拱手:“正說著您呢,您就來了!”

“呦,說我什麼來著?”

“田老有令,讓我跟諸位聊聊京劇,聊京劇又怎能不從您聊起?”

“咳,那哪兒成啊?您是江南活武鬆,您自己的經驗才寶貴呢!今年春上兩過杭州,可沒少跟您學東西……”

一陣寒暄,更一陣謙讓,倆人你一言我語地回顧了第一次見麵的情景,周圍的晚輩也樂得瞻仰這一種熱鬧。等到倆人情緒漸漸穩定下來,田漢提議還是請蓋繼續他的談話。這時,田漢把蓋拉到沙發當中坐下,自己和梅蘭芳一邊一個“夾”住了蓋。蓋覺得不舒服,硬要和梅換換位置:“您坐當中,我靠邊兒,因為我容易興奮,一興奮就得站起來比劃,現身說法。”這麼一說,梅也就恭敬不如從命,跟蓋換了位置。

“梅大爺的戲,我看得太多了。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段落,比如《醉酒》中的‘臥魚’、《別姬》中的‘劍舞’、《宇宙鋒》中的‘裝瘋’,都記得很熟。”蓋說著,便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來——他沒有扮上,就用人們看慣的那個英武的體形,此刻忽地“扭捏”起來,變成了一個又一個活脫脫的嬌小女子。在場的人不禁想笑,但馬上又被他那個性化的表情,以及周身快慢有致的節奏所震懾。再看上一會兒,在場者忽然覺得這陌生的蓋叫天,忽然變成了自己相對熟悉得多的梅蘭芳。蓋載歌載舞著,一邊兒哼著曲調,一邊做著動作。慢慢的,幾位在場的京劇演員也哼了起來,目的是使蓋的精神更加集中。等到蓋的幾段兒模仿完畢,大夥報以熱烈掌聲。蓋也扭過頭,笑著對梅說,“您看,沒辱沒您吧?”

梅連說,“哪兒的話?趕明兒,我得鼓動薑六爺(妙香)跟您合作一場……”蓋連連作揖,“那我就不敢了。在台底下‘造魔’,我敢。真要到了台上,我就原形畢露了。不過。我有一個優點,就是對梅大爺這幾出戲裏的小過節兒,知道的恐怕比梅劇團的人都多,做起來可能比您門裏的弟子還準。這也可以說,功夫全自苦寒來——過去無論梅大爺在北京還是上海有戲,隻要我在,總是去看。有時在池座正中,有時在左右,有時在樓上,有時在後排……”

梅蘭芳有些不安:“哎呀,當初每次演戲,都得招呼不少的朋友。偏偏就不知道您來。要是當初知道,一定得讓管事的專門給您留座兒……”

蓋則說,“要是那麼一來,我恐怕反倒學不到東西了。會看戲的人,不能光貪圖坐池座兒,得遠近高低全都坐上一坐。如果從各處覺得台上演員的動作都“圓”和“勻稱”了,那麼,台上這位演員的功夫就算到家了。會唱戲的人,也得善於從這些方麵要求自己的藝術‘半真半假’,這‘半真半假’往往需要一個演員一輩子持續不斷的努力。梅大爺在這方麵就是我們的表率。‘對藝術要半真半假’,為了實現它,演員對自己可絕不能有一星兒半點的‘半真半假’——也就是說,藝術上要半真半假,人可不能半真半假。你得每天‘拳不離手、曲不離口’,尤其是你必須得認清自己是個‘唱戲的’,而不是‘當官的’或者別的什麼。有關唱戲的事兒,您盡管去較真兒,通過較真兒去達到藝術上的‘半真半假’;與戲無關的事兒,無論它對自己有多大的‘好處’,您千萬別沾它,一旦沾上了它,您就徹底和藝術上的‘半真半假’絕了緣。我們杭州就有幾個年輕演員,條件都不錯,不知道誰出的餿主意,給他們套上幾個和唱戲不相幹的社會職務,經常得和政府官員在一塊開會,還經常得外出視察。這一來,他們為別的事兒花費的工夫多了,為京劇練功的時候反倒少了。再登台時,唬外行還行,懵內行就不靈了。田老,您是全國的劇協主席,您說說我這看法對不?”

“對,當然……”田漢一邊漫應著,一邊用眼睛尋找著。

蓋還不依不饒:“梅大爺,您說呢?”

梅忽然躊躇起來,不知所措。

惜哉,永遠的錯肩而過

1961年8月上旬的一天,蓋叫天正和客人、小孫女在上海寓所吃午飯。一個聲音偶然從收音機中傳來:“……梅蘭芳先生……8月8日在北京逝世。”蓋驚呆了,半晌無言,拿著筷子的手抖動著。小孫女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還一個勁兒指著這樣、那樣的菜,要爺爺搛給她。蓋仿佛沒有聽見,小孫女用力喊了聲“爺爺——”蓋這才恍然若覺。他振作了一下精神,半彎著腰對孫女說:“聽見剛才的廣播嗎?北京有一位梅大爺——不,是梅院長。啊,你應該叫他梅爺爺,他是咱們中國最好的藝術家,他死了,多可惜。咱們都為他默哀——就是先不吃飯,也不講話。咱們每個人都在心裏,靜靜地懷念這位中國最偉大的藝術家吧……”

蓋叫天仿佛生了一場大病,多少天沒有緩過勁兒來。他一直回想上個月的北京之行,尤其是在田漢寓所中的那一天。自己是主講,從上午九點開講,臨近中午,大家一塊兒到王府井的“全聚德”吃了一頓烤鴨,然後回到田漢寓所繼續開講,到三點多才散。蓋記得很清楚,這一天梅來得晚了一點,田老講他一早另外有個活動,其實與京劇不相幹,但不能不“到一到”。於是,梅在那邊“點了個卯”,便轉到田宅來。午飯當中,當梨園人物高興地舉杯祝酒之際,梅親切地走到蓋身邊,低聲講下午還有個戲曲方麵的會,自己絕對不能請假,自己隻能“晚來早走”,隻能“開罪於老哥哥”了。蓋記得自己當時緊緊握住梅的雙手,一字一頓、斬釘截鐵地拋出了四個字兒:“保重身體!”梅點點頭,便用眼睛和本桌其他人“打了招呼”,悄悄下樓走了。

“這怎麼可能呢?”蓋午後獨自一人坐在廳堂之中,嘴裏喃喃自語著。他從北京回到上海沒幾天,要是晚回來兩天,說不定就能趕上到醫院裏去探望病了的梅大爺。“這不,一沒留神,就出了個千古恨。老哥倆這輩子,再也見不著了。多可惜,這輩子跟老兄弟就這麼錯肩而過了……”

“他是活活地累死的啊!一個唱戲的人,又不是政治家,管那麼多國家大事幹嘛?當然,解放後唱戲的翻了身,也得有人代表咱們參加管理國家的大事,所以他梅大爺隻好去了。他要是不幹這件苦差事,別人還不得受這個累?再說,別人想受這個累,外邊的人興許還不認呢……

“這麼累死了,究竟值得不值得?一個唱戲的,如果累死在台上,那是他的本分。如果累死在總結藝術經驗當中,也很好,或者更好。梅大爺累死——這話在外邊,我還不敢公開這麼說——累死在開會一類不是他能適應的活路兒當中,還值得嗎?如果累死的是一般的唱戲的(比如我蓋某),還則罷了。可現在累死的是梅蘭芳——中國不就是這一個梅蘭芳嗎?別說梅蘭芳了,就拿我蓋叫天講,中國不也隻有這一個嗎?要為那類閑事兒累死了,不也同樣可惜?……”

蓋揮揮手,決意不想了。站起身子,在屋子裏來回踱步。踱步也不能抑製自己的思緒,也還依然禁不住要想,於是改為練功——走到院子當中,凝神,屏氣,提氣,起“雲手”……行了,蓋進入到他自己的“境”中,又開始進入到他所已走“順”了的路徑當中……

蓋叫天習慣練功,喜歡練功。練的既是形體之功,更是意念之功。準確點說,練的是用意念統率下的形體之功,也是不斷由形體升華出來的意念之功。練功為的求“通”,“通”和上麵的“順”不是一個概念。“順”是指形體上的勻稱和邊式,是得通過不斷的“走”,才能慢慢體悟到是怎麼一回事兒。形體上走“順”了,還不算功夫到家,還得繼續向精神的方向“拎”。還有一種相反相成的辦法——先從精神方麵取得認識,然後從上而下去“找”。無論是“拎”還是“找”,都得最後求得形體、精神雙方麵的彙合。到這一步,功夫才算最後“通”了。

蓋叫天這輩子碰到許多的不如意事,辦法就隻有這一個:練功。梅蘭芳的逝世在常人眼中算不得一種大不如意,因為無論梅蘭芳多麼好,總不是自己的家人。蓋叫天則不同,梅是他心中的偶像,偶像倒了,生活中的一切就沒“意思”了。盡管在梅生前,他也並不完全讚同梅近年對自己的態度和辦法,但蓋能體會梅的難處,能原諒梅的言不由衷或行不由衷。

偶像倒了,從另一方麵講,蓋叫天也就“自由”了,梨園已經沒有能夠“管束”自己的人了。以往,蓋叫天有點孤立,讓他服氣的人似乎隻一個梅蘭芳,他看不慣別人,別人也看不慣自己。所以久而久之,他在金沙港閑雲野鶴慣了,梨園後輩對他也敬而遠之。如今,梅已去了,自己正可以無拘無束起來,大鵬浮天九萬裏,正可以目空今古……許多在常人眼中可以一目了然的事兒,在蓋眼中就又是一番景象。比如,在梅逝世後不久,京劇界就開始了籌備現代戲的演出。一般梨園人士總難免心裏嘀咕,總要追問來龍去脈,總要想一想演慣了的老戲的人的今後去處。可蓋卻少有的興奮,齊白石不是有“衰年變法”嗎?黃賓虹不是為自己的壽墳題寫了“學到老”的匾額嗎?自己正可以借京劇演現代戲,再開拓一個新的表現領域。他認真回想了自己的一生,覺得自己演工人和解放軍都有困難,因為沒有生活。如果演農民或許還行,農民身上的那些“抓撓”(如頭上的毛巾或頭巾,再就是浙江農民腰間的圍身闊布),都可以根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歸一”的原理,化作許多堪與傳統戲媲美的身段!他心目中隻有藝術——而且還必須是他自己的藝術,他沒有從現代戲的籌備當中看到政治——不僅連“常規政治”都沒有看到,更何況是江青之流的“特殊政治”呢?

在隨即而來的1964年全國京劇現代戲會演中,他的表現極有個性——他讚成京劇演現代戲,但僅僅是從藝術角度上去讚成。當時上海排了一出《智取威虎山》,來頭很大,不料蓋對此戲的表導演有很大意見。最重要的意見有二:

第一,關於楊子榮向幕後的老虎開槍方式。蓋認為,像現在這樣處理,觀眾隻知道楊子榮打死一隻老虎,卻不知他怎麼打死的。如果在新式劇場(有樓座和斜坡形的觀眾席)演出,目前的打虎方式還能收到一點點效果;如果搬到農村那種高台式的舞台演出,觀眾就隻能看到楊子榮的高統氈靴、靴底乃至他的屁股、脊背——“這有什麼好看的呢?”蓋認為,戲曲的特點就在於不但讓觀眾看到人物“做什麼”,更重要的在於看人物“怎麼做”。由此他建議——把天幕改為傾斜,轉移到上場門這一邊,在舞台當中偏右處,隆起一個土坡或者大石頭,讓楊子榮臥於其上瞄準開槍,讓台下觀眾能看到他的一些表情和動作。

第二,關於楊子榮“身入虎穴”的表演。當時觀眾普遍認為,楊子榮身上的“匪氣”不夠,又怎能讓座山雕“認可”?當有人私下就此征求蓋叫天意見時,他建議演員體會一下梅蘭芳在《宇宙鋒》中的表演就能解決。因為趙女在“修本”一場,至少同時有三種表情在彼此交替——一是對父親的厭惡,二是和啞女的呼應,三是內心的苦楚。

熟悉蓋的人大多有這樣一個認識:蓋是一位徹頭徹尾、表裏如一的藝術家,除了藝術再無其他。他的這種性格本來是寶貴的,但處於那樣不正常的年月,江青之流“支持”現代戲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整人”和“打人”,他又從何得知呢?可以猜想,如果梅蘭芳能夠活到這一天,已經無須他“再累”了,因為他的實用價值已經結束。如果活到“文革”,梅蘭芳自身已經難保,要麼像老舍那樣被迫害至死,要麼會被周總理設法“保護”下來;但是無論如何,他再也不會像1957年那樣,還能設法去“保護”其他藝人(如筱翠花)了。至於蓋叫天,由於長期以來他在京劇界中位置偏低,應該“統戰”的人再多,估計也不可能列入被“保護”的名單。最後的結果,無論是梅還是蓋,此際的錯肩而過雖然讓人惋惜,到頭來還是殊途同歸——可悲、可歎的殊途同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