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委員轉身離開。“你要在明天太陽下山前準備妥當，會有車在小路的起點等你。”
在佩卡拉的注視下，基洛夫的身影漸漸消失在遠方。很長一段時間裏，林中不斷傳來樹枝折斷的聲音，聲音愈來愈微弱，最後，一切歸於沉寂。佩卡拉儼然又成了這個星球上孤零零的人。
佩卡拉拎著公文包，走進小木屋，坐在用麻布袋做的塞滿鬆針的床上，把公文包放在自己的膝蓋上。包裏鼓鼓囊囊的不知裝了些什麼東西，佩卡拉用大拇指的指甲蓋，小心翼翼地撥開公文包兩端的銅插銷。
蓋子被掀開了，一股黴味撲鼻而來。
包裏躺著一根粗粗的皮帶，環繞在深棕色的槍套上，槍套裏是一支左輪手槍。佩卡拉把皮帶解開，拔出槍套裏的槍，一支英國造的韋布利左輪，是軍隊的標準製式，唯一不同的是槍的手柄是銅質的，而不是木質的。
佩卡拉握著槍，右臂平伸，衝著遠處做出瞄準的姿勢，在屋裏微弱光線映照下，金屬質地的槍身反射出悠悠的藍光。
在公文包的角落裏，有一盒子彈，紙盒子上寫著英語字樣。他撕開盒子，掏出幾枚子彈，同時鬆開槍的鉸鏈，槍口朝下，露出空空的彈膛。子彈和槍都有些歲數了，佩卡拉用手抹了抹子彈，插進槍膛裏。
他還在包裏找到一本爛得卷了邊的書，殘破的書脊上寫著書名--《卡勒瓦拉》。
佩卡拉把東西依次放回原處，不經意間又有了新發現：一個小棉布包，用細皮繩紮著。
他解開繩子，把包裏的東西倒出來。
看到眼前的東西，佩卡拉不禁屏住了呼吸。
一枚沉甸甸的黃金製成的圓形徽章，直徑和他的小拇指長短相當，徽章正中鑲嵌著白色的琺琅瓷釉，一塊碩大的圓形綠翡翠凸起在瓷盤中央。潔白的瓷盤、金燦燦的黃金、碧綠的翡翠，三種顏色交相輝映形成強烈的對比，勾勒出一隻眼睛的形狀。佩卡拉用手指摩挲著盤子表麵，撫摸著翡翠光滑的邊緣，就像盲人摸著盲文點字一樣。
佩卡拉終於明白是誰派人來找他了，他無法回絕這樣的召喚。一直以來，他都以為今生無緣再見到這些熟悉的物品，它們已經消失在瘋狂而動蕩的世界裏了。
佩卡拉出生在芬蘭，那時芬蘭還是俄羅斯的殖民地。他在拉彭蘭塔鎮長大，小鎮的周圍有鬱鬱蔥蔥的樹林和數不清的湖泊。
他的父親是當地唯一從事殯葬業的人，方圓幾裏地隻要有人過世，死者都會被送來。隨行的人深一腳淺一腳地穿過林中小徑，把僵硬的遺體抬上晃晃悠悠的馬車，要不然就是擱在雪橇上越過冰封的湖麵，到達目的地的時候，遺體已經凍得像一塊堅硬的石頭。
父親處理屍體的小房間裏掛著三套一模一樣的黑色外套，搭配三條黑色褲子。就連他用的手帕都是黑色的。他不能容忍遺體上有任何發亮的金屬物件存在，要是外套上有銅紐扣，就拆下來用烏木代替。他平日裏不苟言笑，實在憋不住的話，他就用手遮住嘴巴，像那些牙齒不整齊的人，竭力掩飾自己的短處。應該說，他的嚴謹和沉穩是在多年與屍體打交道的過程中培養出來的，也算是職業操守。
佩卡拉的母親是祖籍羅瓦涅米的北歐拉普蘭人，天性不安分。她的童年是在靠近北極的地區度過的，理應恬靜而平和，但自從嫁到這裏來，就好像與當地的風水不合，終日心神不寧。
佩卡拉有個名叫安東的哥哥。承載著父母的殷切期望，安東在十八歲時離家去聖彼得堡應征入伍，成了沙皇芬蘭軍團的一員。在佩卡拉父親看來，沒有什麼榮譽能比得上跟隨這支精銳部隊征戰沙場，為沙皇效命。
安東出發那天，全家人都來火車站送行。父親流下了驕傲的淚水，不停地用黑色的手帕擦著眼睛。母親則有些不知所措，她還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即將離她遠行。
安東把身子探出車廂的窗口，他的頭發梳得整整齊齊，臉上露出迷惑的神情。他看來並不想與家人分別，但情勢所迫，隻有從命。
佩卡拉那時隻有十六歲，跟隨父母站在車站的月台上，麵對哥哥的離去，幼小的心裏五味雜陳。
火車漸漸遠去，消失在全家人的視野中。父親展開雙臂，把妻子和佩卡拉攬入懷中。“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他說，眼睛裏噙著淚水，“是值得全家人紀念的大日子。”在這之後，父親每次出城做差事，總忘不了給人炫耀，說兒子安東很快就會進芬蘭軍團了。
因為是小兒子，佩卡拉知道他的未來就是待在父母身邊，給父親打打下手，等到時機成熟，接管父親的生意。在父親身邊幫忙的時間長了，佩卡拉也變得安靜而內斂。把屍體體內的液體抽出來，把防腐劑灌進去；給死者換上體麵的衣服，梳理頭發；在死者臉上插進針頭，讓麵容看起來更安詳--佩卡拉在父親的指導下，很快就對這些本事得心應手了。
死者臉上的表情，是佩卡拉的父親最不敢大意的。死者身體的周圍，應該籠罩著一股沉靜的氛圍，仿佛他們並沒有死去，而是在邁向下一段生命的旅程。麵部表情要是不好的話，比如呈現出焦慮、驚恐或者麵目猙獰，這會使死者與前世斷了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