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自由。為什麼不充分注意這樣的事實呢？即對那些有利可圖的大人物，思想的自由交流隻是諸多生存條件中的一個，而對我們小人物卻是必不可少的。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思想方法和自己的事業，任何政治指責都無濟於事。但是在受到限製的條件下，整個民族昏睡過去的情況是很容易出現的。總的說來，在自由言論條件下，進行強有力的啟迪宣傳對我們是十分重要的。本文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打開限製，讓人們有自由的思想。後來，我在宗教和倫理方麵也做過同樣的努力。我的反對者們在企圖用幾句話總結我的為人時可能會說：“他攻擊王位和聖壇。”看來，我為自由確實是盡到力了，為了自由，我不得不抱歉作以下答複。一、關於對基督教的攻擊。也許在一個國教的國家不時地回想一下基督教的意義還是值得的。它不是一個社會機構，也不是一本書，更不是一座房子或一所學校。它隻是根據耶穌的身教和言教形成的一個宗教。也許會有這樣的人，隻要調查某些教義的曆史根源或倫理道德，他們就會認為是攻擊基督教。我不這麼認為。公正的調查隻會導致真正的收益。有沒有它的整套教義，基督教在我們之後大體上都能持續幾千年，並且總會有信仰它的人，因為基督教能使得他們地位變化，甚至有些人會變得顯貴。我尊重所有高尚的人，在基督教中有我熱愛的朋友，我從來也沒有想到要攻擊他們的信仰。我最大的願望是能看見他們在這個教的幫助下，把我們這個社會的某些方麵改革到嚴肅的地步。二、關於對君主製的攻擊。君主製是一個社會機構。這裏情況自然不同。我攻擊過君主製，我還要繼續攻擊它。但是——對這個“但是”，我要特別提醒注意。就在“七月革命”前不久，革命剛開始有點預示的時候，夏多布裏昂曾和國王談話。國王問，他們到底是什麼意思？“君主製要結束了。”這個保皇黨人答道，因為他也是目擊者。當然，從那天以後，在法國既存在王國又存在帝國。即使當時法國不是這樣別的什麼國家也會發生革命，並且在我們之後會持續下去。雖然那樣，“結束”的還是他們，法國革命告訴了他們。革命不是一下子就能同時影響到他們的，它創造條件，不同的王國情況也不同，沒有任何王國能逃脫這種征服。但是，文明世界現在正麵向共和政體，不同的民族已走向這種體製的第一步、第二步或第三步。
假如一部潛心的作品在挪威的條件下問世，並要站在倫理的審判席前——那就讓它表現得充分一些吧，不然就產生不了應有的反應。假如作品在社會中不能產生強大的力量，它就會引起更大的反對力量。不過要忽視它，或扼殺它——這在一個大國可能沒多大關係，因為可能會有很多別的作品來取代這樣的作品，而在一個小國，這就等於是在徹底地毀滅它。
這份措辭毫不隱諱的、道義上非常認真的現身說法的辯解書，我們本應引用得更長一些。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比昂鬆不僅僅是詩人，而且也是純真高尚思想的提倡者和鬥士。當比昂鬆意識到自己為民盡力的願望沒有遭到徹底的挫敗，自己的努力沒有被惡毒的反動勢力置於徒勞時，他比他的作品中的生活原型更要欣慰。
我們再簡單地看一眼《國王》發表之後的作品。《曼希德》在早些時候就有構思了，這部作品是比昂鬆從事多年戲劇後又回到小說創作的標記。這個故事裏仍然有農民的形象，但是他們與作者早期農民故事裏的人物不一樣了，並且作品也具有現代氣息了。這部作品轉向對婚姻失敗後丈夫和妻子相互間責任的描寫，其結果看來隻能是：與其道德敗壞，不如趁早分手。《曼桑納上尉》是寫一段意大利生活。作者本人曾聲稱，這個故事是他在國外觀察到的一段真人真事的基礎上寫成的。這部作品的興趣不在任何特別的問題上，而隻是著意描寫那個頭銜顯赫的人物，烈性而急躁，正像作者在序言裏指出的那樣，此人的性格令人想起費迪南·拉薩爾。《塵埃》是個感人的小故事，中心思想看來是要反映易卜生早幾個月剛剛問世的《群魔》的觀念。那是些落在我們靈魂上的塵埃，使得我們的心情不能暢快。這種思想可以特別運用在兒童的心理教育上：
教給孩子們人間的生活無法和天堂的相比，看得見的無法與看不見的相比，做人遠遠不如當一個天使，活著遠遠不如死，這是教育孩子正確看待人生的方法嗎？畢竟還是應該教育他們要熱愛生活，要有勇氣麵對生活，以旺盛的精力去工作，去熱愛自己的國家。
在劇本《廖納達》及《挑戰的手套》中，作者又回頭講到了婦女問題。其中一個的主題是社會對壞女人的態度，另一個是社會對那些在和女人的關係中不講道德的男人的態度。《廖納達》的結局有一點開放式，因為最後的問題有些不大清楚；而在《挑戰的手套》中（最起碼是在和原作結尾不一樣的演出腳本中），故事收尾是非常明確的。這個劇無情地要求男女雙方都堅持同樣的道德標準，並認為對於體麵的婚姻來說，不貞潔的男人和不貞潔的女人同樣是不應該的。作者提出的這個主題引起了長久的、激烈的討論。假如在這個問題上有某種不可更改的道德準則的話，那必定是比昂鬆斷然而不妥協地涉及的這些方麵。在這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