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慕尼黑作家集團”產生於五十年代中期，其思想傾向和美學觀點乃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德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存在的悲觀失望情緒的反映；加之慕尼黑當時還是個行會手工業居於統治地位的落後城市，該集團成員中的小市民氣也比較重。蓋貝爾本人的政治態度則更加保守，一八四八年以前即反對革命，熱衷於鼓吹中世紀的君主製。在美學上，他主張所謂“純藝術”和“為藝術的藝術”，反對文藝幹預現實生活，更鄙視革命前後產生的政治詩歌。整個說來，慕尼黑的作家們都傾向於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
海澤的創作，特別是晚期創作，的確反映重大社會題材的極少，也有過於講求形式的唯美主義傾向和較濃厚的小市民氣，這無疑都與蓋貝爾的影響和保守環境的局限有關。但是，他始終堅持自由民主的信念，忠於人道主義傳統，同情被壓迫民眾，與蓋貝爾等又有著明顯的差別。他早期的成功創作，更與慕尼黑其他作家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語。
保爾·海澤用不同的體裁創作的作品都很多；但是成就卻參差不齊，在當時雖然全得到推崇，真正價值和對後世的影響卻很不一樣。
海澤以寫抒情詩開始創作，早年受浪漫主義詩人艾沁多夫影響，後轉而師承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大師，形式與風格多所借鑒，作品雖也傳誦一時，曾為勃拉姆斯、舒曼等一百多位著名作曲家譜曲，但終因缺少獨創性而經不住時間考驗，在今天其價值已遠不如他翻譯介紹的外國詩歌。
海澤的戲劇創作也對德國古典戲劇傳統和奧地利大戲劇家格裏爾帕策亦步亦趨，加之又多以古代希臘羅馬和意、法等異國的題材為內容，在六十多部劇作中涉及德國現實生活的僅《漢斯·朗格》和《巴伐利亞人路德維希》等兩三部，整個說來意義也不大。
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保爾·海澤則遵循青年德意誌派的古茨訶夫和施畢爾哈根的路子，但卻被認為沒達到前者的哲學深刻性和後者的政治尖銳性。在他的九部長篇小說裏，唯有《世界的孩子們》（1872）和《眾峰之上》（1895）這兩部取得了成功。前一部揭露教會的偽善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淪喪，出色地塑造了一個被視為“現代塔爾丟夫”的偽君子形象；後一部則有力地批判尼采的超人哲學，鞭撻了殘酷壓迫勞動人民的統治階級。
用以上幾種體裁，海澤都未能創作出具有長遠和巨大價值的傑作，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是形式和風格方麵因襲多，創新少；二是內容和題材脫離現實，缺乏社會意義。因此，八十年代以後，隨著一大批自然主義作家和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登上文壇，海澤即被譏為“專事模仿”和“已經過時”，是毫不奇怪的。
保爾·海澤的全部創作，隻有Novelle這種體裁成就突出，一些優秀代表作在世界上產生過廣泛影響，至今生命力不衰。
三
在德國，Novelle的創作有著深厚的傳統，從歌德到托馬斯·曼，名家輩出。保爾·海澤進行創作的年代，德國的Novelle正好發展到了最高峰。他不但可以向歌德、霍夫曼、蒂克、克萊斯特等前輩借鑒學習，更可以與同時代的凱勒、施篤姆、邁耶爾等取長補短；他與凱勒、施篤姆長期通信，主要內容是就創作問題進行探討、切磋。對於薄伽丘以來的外國中、短篇小說大師，他都有深入了解，其中特別推崇法國的梅裏美、繆塞、莫泊桑和俄國的屠格涅夫，從他們的創作中顯然也汲取了不少營養。這樣，他在學習借鑒方麵便不是囿於某一家一派，像在不成功的其他體裁創作中那樣，而是博采眾長，融會貫通。不僅如此，海澤在創作中還十分注意創新，從而形成了自己鮮明而獨特的風格和個性。他既不同於典雅寧靜的歌德，更不同於神秘詭譎的霍夫曼，與深刻細膩的凱勒也有顯著差別。整個說來，他的創作以現實主義為基調，同時又有著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在德語Novelle的發展史上，保爾·海澤占有一個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地位。享有“中短篇小說家中的莎士比亞”之稱的凱勒，認為他在Novelle“這一體裁內創造出了一些嶄新的東西”；德國批判現實主義的奠基人馮塔納，稱讚他是自己時代“最富於創造力的文學天才”；十九世紀丹麥的大批評家勃蘭兌斯，則把他的中、短篇小說成就與霍夫曼和梅裏美等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