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記》類傳的價值
與單個人物的傳記相比，類傳在敘事的生動性和細節描寫上可能受到一些限製，但把同類人放在一起研究，一方麵擴大了曆史人物記載的範圍，起到“事豐文省”的作用；另一方麵可以更集中地體現他們的共同性，以及這種共同性所反映的深刻的社會曆史內涵，因而更能揭示事物的發展線索和規律。對於這種方法，司馬遷是有自覺意識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魯仲連鄒陽列傳》稱鄒陽是“比物連類”。“連類”就是把同類的事物放在一起，找到它們的內在聯係；目的是要表達一定的“義”，這個“義”對司馬遷來說，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然而，從流連於司馬遷所創造的豐富生動的個體人物傳，到認識司馬遷“連類爭義”的思想方法，後人經曆了一段曆史發展過程。這主要體現為對《史記》紀傳體性質的爭論上。
劉知幾在《史通·列傳》中說：“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他認為紀是編年，傳是列事、錄事而已，猶如《左氏》傳經。以此為標準理解《史記》的紀傳體，就出現了這樣難以理解的現象。《史通·雜說上》：“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遊、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編次》中說：“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為之傳，不其怪乎？”如果說傳是列事，就應該把所有的人臣事跡都記載下來，尤其是孔門弟子，更不該遺漏；如果說傳是記人，為什麼還要寫龜策異類？他認為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是：“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樸略猶存，區分未盡。”劉知幾提出的這個問題，涉及到《史記》人物列傳的立傳標準的問題，以及史家作傳之旨與史料采撰的關係問題。其實，司馬遷立傳的標準，一方麵與他會通古今天人的著史宗旨有關，另一方麵則與其評價曆史人物的標準有關。並不僅以“掩惡揚善”為標準選擇立傳人物，也不是單純的記事或記人，以此來評判《史記》列傳的編次和性質，顯然不能得出正確的理解。近人朱東潤說：“史遷作傳之旨，要在傳有功名於天下之士……且其所謂倜儻雲者，亦與僅言扶義疏科，故傳貨殖，述遊俠，直以諸人不令失時，有聲於世而已。”【1】此意司馬遷本人已經說明，但朱東潤關於“倜儻”的解釋對我們理解《史記》類傳的立傳意圖是有幫助的，不至於再陷入劉知幾的矛盾中去。
在劉知幾之後，批評《史記》類傳的，還有金代的王若虛，他說：“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烈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幸、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誡，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於滑稽、遊俠、刺客之屬，既已幾於無謂矣，若乃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為，是何足以汙編錄，而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述崇勢利而羞賤貧，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襲而存之。範曄而下皆無此目，得其體矣。”【2】他認為史之立傳，要麼懲惡勸善，要麼備技能以廣見聞，至於滑稽、遊俠、刺客一類於社會無用，貨殖一類隻是下層人的勾當，入不了史書。這樣的評論，把司馬遷著史宗旨置於一旁，自然不能理解司馬遷類傳的真正意義。像遊俠、刺客列傳是司馬遷進步思想的表現。《遊俠列傳》把侯門之仁義與遊俠之義加以比較，頌揚遊俠舍己為人、扶危救困的正義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的信誠，而鄙棄那些“何知仁義，已餉其利者為有德”的上層統治者。後來史書雖沒有相同的傳目，但司馬遷這種重視正義反對權勢暴力的精神對史家的影響是巨大的。範曄著《後漢書》就很重視節義，他寫《逸民列傳》，表彰他們的“守節不屈”，把他們與“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的名士區別開來。他評論班固說：“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可見，他自覺地繼承了司馬遷的精神，並以節義作為衡量曆史人物的重要標準。
經過類似這樣的討論，史家對《史記》類傳的理解不再停留於表麵，開始探討其內在的思想內涵。如宋人林□說：“（《史記》）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他如《佞幸》、《酷吏》、《日者》、《龜策》、《滑稽》、《貨殖》、《遊俠》，皆為當世而發。籲，有旨哉！”【3】他指出了類傳的一個重要特征，即“為當世而發”。類傳的設置多反映一個時代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風貌，因此，從諸史類傳的廢設分合，可以看到時代變遷的軌跡，也可以看到史家史學思想的變化。清代惲敬認為：“《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為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遊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為刺客、為滑稽、為日者、為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4】他認為《史記》十類傳集中體現了司馬遷會通天人古今的史學思想，這個看法是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