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認識促進史家對類傳的形式和性質做進一步討論。清羅以智認為：“史體之有傳，專記一人，分公卿將相為列傳，又別立名目，而為類傳，皆自《史記》始。其事跡相類者，則又合為一傳，他史僅以類從，唯司馬氏之書，乃各有微意焉。”【5】牛運震說：“《酷吏傳》以類傳敘事，蓋漢世之用刑本末具見焉。意在敘事，不專主為十人傳。”【6】郭嵩燾說：“《史記》有隨事為類者，如《扁鵲倉公》及《刺客傳》是也……太史公心目中自具千古，依類比義，摘合而連屬之，豈複以時代論耶。”【7】此論針對劉知幾批評《史記》“編次同類，不求年月……魯之曹沫與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8】而發，認為《史記》類傳是隨事為類的體例。綜合來看，他們認為《史記》類傳不是專為某人作傳，也不像後世專門以類相從，而是在敘事之中寓有深意。這些認識在章學誠那裏得到集中闡發。章學誠說：
記事出《左氏》，記人原史遷。然史遷《貨殖》、《龜策》等傳，亦間有記事，即其記人諸篇亦多以事例，牽連不可分割首尾，蓋《春秋》比事屬詞之舊法也。自班、範以後，人各自為首尾，史傳由是益繁。按傳本以事為主，特依人而述，非以人為主。【9】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10】
章學誠這些論點似乎與劉知幾的觀點有些相似之處，他也以“記事”來解釋《史記》類傳，但對於類傳記事與記人“牽連不可分割首尾”的特點，他沒有做更確切的解釋，而是用《春秋》比事屬辭和《尚書》因事命篇來類比。雖然有些複古的傾向，但他已經指明類傳有依人書事的特點，並認為《史記》類傳開創了後來史書編纂類傳的傳統。《永清縣誌列女列傳序例》曰：“史家標題置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章學誠也說明《史記》是“本左氏”而為傳，但對二種傳體的性質他區分得很清楚，他說：“蓋包舉一生而為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為之傳，《左氏》傳經體也。”【11】那麼，章學誠所說的類傳“以事為主”當是別有深意。
他在《永清縣誌前誌列傳序例》中說：“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和州誌前誌列傳序例上》：“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為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為綱，以人為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漢書》以下，失其傳矣）。”《永清縣誌列傳序例》又說：“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為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設也。”“為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為人作陳年甲狀而已矣。”此所謂“事”即借以明道之事，此事也須借人來體現，所以，道、事與人是互相貫通的。在章學誠的時代，他還不能用科學的社會曆史觀來解釋類傳記事的本質，但從他的具體論述來看，他所說的“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等，是說史書列傳，尤其是類傳不僅僅是為某人作傳記，而強調其在反映社會曆史趨向上的職責，最好能把記人的形式與記事的功能契合無間。這大概是《史記》以來紀傳體史書為中國史學塑造的一個獨特的品格，如汪榮祖所說：“作史者應見其大，盱衡全局，記政教分合，和戰因果，與夫帝國之興亡；一人一生之事，雖詳之矣，猶如臨細流而欲窺江海之浩瀚，其可得乎？……今之論師，仍不‘以傳屬史’，蓋史非眾生相，不得視為傳記之彙聚，而係軍國大事、典章製度之綜述。中西史傳異同，略見之矣。”【12】《史記》的列傳有較高的文學成就，後來史書在描寫曆史人物傳記的水平上趕不上《史記》，但《史記》創立的類傳由於更注重反映社會曆史，而在後來史書中得到發揚光大，類傳之社會史的功能和性質因此更加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