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梁啟超對章學誠這個觀點做了進一步發揮，他說：“一個人的性格興趣及其作事的步驟，皆與全部曆史有關。太史公作《史記》，最看重這點，後來的正史，立傳猥雜而繁多，幾成為家譜墓誌銘的從編，所以受人詬病。其實《史記》並不如此，《史記》每一篇列傳，必代表某一方麵的重要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傳》、《仲尼弟子列傳》代表學術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蘇秦張儀列傳》代表造成戰國局麵的遊說之士，《田單樂毅列傳》代表有名將帥，四公子平原、孟嚐、信陵、春申列傳代表那時新貴族識力，《貨殖列傳》代表當時經濟變化，《遊俠列傳》、《刺客列傳》代表當時社會上一種特殊的風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從全社會著眼，用人物來做一種現象的反影，並不是專替一個人作起居注。”又說，“每一時代中須尋出代表人物，把種種有關的事變都歸納到他身上。一方麵看時勢及環境如何影響到他的行為，一方麵看他的行為又如何使時勢及環境變化。”【13】這就很明確地說明了，《史記》的列傳，不僅僅是在寫人，目的是在反映社會和曆史，描繪由眾多人物組成的生動的曆史畫卷。
近現代很多史家對此都有論述，而以蔡尚思、曹聚仁、朱希祖和白壽彝等人的論述更透徹，並且他們的論述有密切的聯係。蔡尚思說：“刺客、遊俠、滑稽、日者、龜策等類，是‘橫通’的社會史。”【14】這已經把類傳的性質定為“社會史”了。曹聚仁說：“司馬遷《史記》，在他本身是一部極貫串連絡的著作，本紀、年表是一個縱的係統，世家、列傳是一個橫的係統，再加以以事為中心的書，包含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三種體裁。可惜後來史家，隻知偏重‘政治’及‘英雄’，把史的意義喪失掉了！”【15】這就是說，後來史家隻看到了《史記》“以人為中心”的形式，而沒有領會其“史”的實質，所以史書就成了英雄譜。朱希祖說：“子長列傳，原有以人為綱以事為統兩類，以事為統，後世謂之叢傳，又稱彙傳；蓋書誌之記事，重在政治，彙傳之記事，重在社會，例如《平準書》與《貨殖傳》，皆記財貨之事，而其注意實有不同者也。”【16】這也是要人們更客觀地理解《史記》紀傳體的性質。
在此基礎上，白壽彝指出：“列傳雖主要是人物傳記的形式，但如儒林、遊俠、貨殖等傳都是綜合論述而帶有傳記的形式。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及大宛等傳都是綜合論述並帶有紀事本末的形式。”他還認為，把《史記》的體裁稱為“紀傳體”不夠全麵，但《史記》中曆史人物的傳記占最大的比重，紀、傳並用也是對後來史書的編寫最有影響的體裁，他還說：“後來有些史書模仿《史記》，但並不具備上述五種形式，而隻具有紀傳兩種形式，這稱作‘紀傳體’就更確切些。”【17】因此，白壽彝把《史記》所創立的紀傳體稱為“綜合體”。這樣就把前人關於紀傳體的意見都包括今來了。
從這些爭論可以看出，曆代史家圍繞《史記》類傳所展開的討論，實質上涉及紀傳體史書的社會作用及史家曆史觀念等問題，這也說明類傳在這些方麵有其獨特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