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史記》與類傳編撰的傳統
《史記》設有10組類傳，即《循吏》、《儒林》、《酷吏》、《遊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刺客》，概括了深廣的社會曆史內容，後來正史撰述在類傳立目和撰述宗旨上多有繼承，並且隨時代而反映相應的社會內容，從而在類傳編撰上形成了一個優良傳統。
各史類傳一般都有序，主要是表達作者對相關事物的曆史觀點，是該傳的指導思想。其中直接言明宗《史記》類傳的，有《後漢書》、《梁書》、《北齊書》、《宋史》、《金史》、《清史稿》等，涉及類型有方伎（術）傳、酷吏傳、儒林傳、文學傳、遺逸傳、忠義傳等六類。略分次評述如下。
《後漢書·方術傳上》序：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蓺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前書》武帝時少翁、欒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欒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矣。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弛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鹹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以㊣文拜孫鹹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奸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子長亦雲："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注：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眾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第2705頁）
這是範曄對後漢時各種方術的總論，可見他在對待方術的態度上，和司馬遷是一脈相承的。對《史記》以類相從的撰史方法，範曄更是發揚光大。趙翼對此已有說明：“至其編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外戚等傳，既各以類相從矣，其他列傳自應以時代之先後分別編次，乃範書又有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者。此亦本之《史記》。”【18】就是說，用以類相從的方法為曆史人物寫傳記，有以時代為序的，也有不以時代為標準的，這都本之《史記》。
《北齊書·方伎傳》序：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並錄之以備《方伎》雲。（第673頁）
這是從肯定的方麵記載方伎的發展，與《後漢書》立意不同，實際上是記錄了當時科技史上重要人物和事件。
《宋史·方技傳上》序：
昔者少□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為巫史，神人淆焉。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患遂息。厥後三苗複棄典常，帝堯命羲、和修重、黎之職，絕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劄瘥，聖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萗，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修煉、吐納、導引、黃白、房中，一切□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為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曆代之君臣，一惑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曆代方技何修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誌，又有《方技傳》，多言祥。今省二誌，存《方技傳》雲。（第13495—13496頁）
劉知幾曾建議把《史記》中的類傳變為書誌。關於二者的區別，有前人所說的著眼於“政治”或“社會”的不同，另一方麵書誌主要是求文獻之完備，而傳體則是有選擇地突出有關傳主，以突出史家的史意。《宋史》變誌為傳，是表明自己的撰述宗旨不是“多言祥”，而是記載那些“近於道”者。以呂才為代表，他雖擅長陰陽術數之學，並奉唐太宗之命，整理陰陽方術之書，卻乘機提出了反對宗教迷信的唯物觀點，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由此也可看出，唐宋史家對方技的認識更加全麵了，不僅看到它產生的根源，還看到了對社會的益處和害處。這與當時科學技術的日益發展有密切聯係，曆史觀上也表現出進步的趨勢。
《金史·方伎傳》序：
太史公敘九流，述《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中秘書，以術數、方伎載之《七略》。後世史官作《方伎傳》，蓋祖其意焉。或曰《素問》、《內經》言天道消長、氣運贏縮，假醫術，托岐黃，以傳其秘奧耳。秦人至以《周易》列之卜筮，斯豈易言哉，第古之為術以吉凶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為不善，古之為醫以活人為功，後世醫者或因以為利而誤殺人，故為政於天下，雖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職掌而務旌別其賢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雲。（第2810頁）
《金史》撰者對方術的認識已經涉及對社會政治的規律性總結。他首先指明史家撰《方技傳》是祖《史記》而來，是史家編撰傳統。然後把古人與今人加以對比，認為古人運用方術是為了引導人們做善事，今人則相反，原因是古人積公德，而今人為私利。進而提出可為楷模者應是“信而不誣”、“治療通變”。這些不僅僅是對方術的認識，而是從中總結了社會風尚、倫理道德變遷的曆史和正確的發展方向。與前麵幾家對方技的認識相比，《金史》撰者不是就事論事，而有著明確的史學發展意識，他是從史學傳統發展的角度，從史學與社會的關係，提出這樣一個認識：類傳是反映各個時代社會曆史動向和政治倫理趨向的一麵鏡子，而對於那些“為政於天下”者來說，更重要的是，通過類傳的設立可以倡導一種社會風尚並影響人們的思想行為。這個認識的價值遠遠超過它在方技傳中所記的內容，在類傳編撰的史學思想上有重要的意義。
《金史·酷吏傳》就是在這種思想傳統指導下編纂的，而且繼承並進一步闡發了司馬遷關於酷吏與社會風尚的曆史思想。《金史·酷吏傳》序：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翦滅宗室，鉤棘傅會，告奸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鹹尚威虐以為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第2777頁）
與《金史》注重揭示類傳的社會功能不同，《清史稿》的編撰者主要從學術源流上考察了史書方技傳或藝術傳對《史記》的繼承和發展，強調了這類傳記“博”“眾”的特點和“藝事”性質，由此指出了方誌與類傳的內在聯係。這些大概與清代注重考究學術源流的風氣及方誌之興盛有關。這也從另一方麵說明了《史記》類傳在學術發展上的影響。《清史稿·遺逸傳二》“談遷傳”：
自司馬遷傳扁鵲、倉公及《日者》、《龜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藝術》。大抵所收多醫、卜、陰陽、術數之流，間及工巧。夫藝之所賅，博矣眾矣，古以禮、樂、射、禦、書、數為六藝，士所常肄，而百工所執，皆藝事也。近代方誌，於書畫、技擊、工巧並入此類，實有合於古義。（第13865—138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