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書》為文學家立傳，也是強調其社會作用：“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與司馬遷傳司馬相如取其“諷諫之旨”同調。《梁書·文學傳上》序：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為《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範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鹹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旁求儒雅，詔采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禦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跡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為《文學傳》雲。（第685—686頁）
《明史·儒林列傳一》序：
粵自司馬遷、班固創述《儒林》，著漢興諸儒修明經藝之由，朝廷廣厲學官之路，與一代政治相表裏。後史沿其體製，士之抱遺經以相授受者，雖無他事業，率類次為篇。《宋史》判《道學》、《儒林》為二，以明伊、洛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钜，是以載籍雖繁，莫可廢也。（第7221頁）
《文苑》或《文學》傳和《儒林傳》，為後來大多數史書所立，因為它“與一代政治相表裏”，“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钜”，是關乎社會政治之盛衰和世道人心之正邪的大事。它們記錄並推動了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發展，同時也激勵曆代學者建立以經史傳授為事業的經世之誌和自覺意識。這種自覺意識承自《史記》，而為後代史家不斷發揚，使史書在中華文化傳承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金史·忠義傳一》序：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凡前代之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烏虖，仁哉聖元之為政也。司馬遷記豫讓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聖元之為政足為萬世訓矣。作《忠義傳》。（第2633—2634頁）
《清史稿·遺逸傳》：
太史公《伯夷列傳》，憂憤悲歎，百世下猶想見其人。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既不能行其誌，不得已乃遁西山，歌《采薇》，痛心疾首，豈果自甘餓死哉？清初，代明平賊，順天應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天命既定，遺臣逸士猶不惜九死一生以圖再造，及事不成，雖浮海入山，而回天之誌終不少衰。迄於國亡已數十年，呼號奔走，逐墜日以終其身，至老死不變，何其壯歟。今為遺逸傳，凡明末遺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於篇，雖寥寥數十人，皆大節凜然，足風後世者也。至黃宗羲等已見《儒林傳》，魏禧等已見《文苑傳》，餘或分見於《孝友》及《藝術》諸傳，則當比而觀之，以見其全焉。（第13815—13816頁）
單從立目上看，《忠義傳》和《遺逸傳》似乎與《史記》無關，但其意卻是要遵從《史記》的《刺客列傳》和《伯夷列傳》。實際上，像這一類道德性類傳，在立傳目的和流傳上都與《史記》中《刺客列傳》、《遊俠列傳》有很大不同。由於它們多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補益社會風化的作用，因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正如《金史·忠義傳》所言。這樣一來，史學的道德教化功能通過類傳這種形式得到了強化，它通過集中同類人物即“足風後世者”，並突出某種道德規範的方法，造成一種輿論引導力量，從而對社會倫理、道德風尚產生整合或重建的功能。隨著以史為鑒思想的深入，後來史家多會自覺地利用這種類傳的社會功能，他們對《史記》的追蹤就是這種自覺性的表現。這也從另一方麵說明，《史記》某些類傳對後來史家認識史學之社會功能是很有影響力的，並且隨時代變化而被賦予不同的內涵。
還有很多類傳雖然不明言是尊《史記》而作，但從思想和方法上還是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的密切聯係。曆代史學評論家對此多有發明。尤其是清代學者，他們對類傳的認識不僅僅限於類傳目次，而是盡量從思想的內在聯係上發掘《史記》對後代史書和史家的影響。羅以智說：“《史記》有不別立名目，而他史亦為類傳者，如扁鵲、倉公同傳，此他史《方技傳》之所祖也。如竇嬰、田□同傳，衛青、霍去病同傳，此他史《外戚傳》之所祖。”【19】洪飴孫《史目表》卷一在《扁鵲倉公》、《日者》、《龜策列傳》處按曰：“此三傳為諸史方術方伎之祖。”【20】吳承誌認為：“《司馬相如》以文辭立傳，為《後漢書·文苑傳》所從出”，“《淮南衡山》即《梁書》之《豫章》、《武陵》、《臨賀》、《河東》四王傳，《唐書》目為叛臣”。“《汲鄭》即《隋書·許善心傳》所稱《梁史》之《誠臣傳》”，“《儒林》、《酷吏》，俱以類相傳”，都是“見世局所由衰”。《遊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止以搜括所遺”。【21】章學誠《文史通義·永清縣誌列女列傳序例》稱：“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敘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言外之意，後世史書作《列女傳》，其思想亦發端於《史記》。可見，當清代史家用考鏡源流的眼光探討類傳源流時，都自覺地地追溯到《史記》。說明《史記》在史書類傳編纂傳統形成過程中之地位已經得到公認。
在史家撰史的實踐活動中，曆代史家也能根據時代變化設置類傳傳目，並有意識地學習《史記》。李延壽著《南史》和《北史》，改變了每代各自成書的做法，而是把各代的帝紀、列傳、後妃傳等合於一處，循吏、儒林、文學、孝義、隱逸、恩幸等列傳也各合於一處。《北史》序傳記李延壽上書表曰：“凡八代，合為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22】說明李延壽是自覺學習《史記》以類相從的編纂方法。劉知幾也指出：南北史“君臣流例，紀傳群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此為“《史記》之流”。但李延壽卻沒有接受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優良傳統，這樣的合並固然使敘次井然，卻不能把南北各代的變異顯現出來。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全書共有列傳45卷，全部為類傳。很多史家認為它深得《史記》神髓，從形式上和一些類傳的撰述宗旨和風格上看是這樣的【23】，但在曆史觀念和撰述旨趣上，他與司馬遷還是有差異的。後代史家學《史記》，大抵如此。值得注意的往往是那些新增類傳，能夠為人們研究某一時代突出的社會問題提供係統的史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如《明史》中《閹黨》、《流賊》、《土司》三傳是新創名目。關於“閹黨”，《四庫全書總目》說：“蓋貂□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則以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關於“流賊”，則曰：“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群雄可比，故別立之。”關於“土司”，其“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敵國又殊，故自為一類焉”。明代自開國以後，農民起義連續不斷；由於朱元璋等對朝臣不信任，造成宦官受到寵任，宦官權力過大成為明代政治中的一個長期的危險的毒瘤。【24】閹黨亂極必然導致農民起義，這二者是有密切聯係的。而設立土司的方式則是明代施行的處理皇朝統治與地方少數民族轄區之間關係的特殊政策。《明史》撰者設立的新類傳較全麵地反映了明代社會存在的問題和特點，目的是“著亂亡之源”、“足為炯戒”，總結“控馭之道”。可見，當時史家通過類傳總結曆史經驗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自覺意識已經非常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