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傳是後來史家通過對前朝或本朝曆史的深入考察、研究、歸納而成的，它往往可以反映一定時期的曆史特點和社會風尚，還反映出史家史學思想的變化，從中可見史學傳統曲折發展的痕跡。類傳在這些方麵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一）時代特征的反映
優秀的史家，一般都善於抓住能代表這個時代特點的人物來寫列傳。如《史記》中《刺客》、《滑稽》、《遊俠》等傳，後史幾無相沿，主要是因為這些類傳所反映的是春秋戰國及秦漢時期的社會習俗和時代特征。後史雖有意追蹤此類傳記作《忠義》、《死節》傳，但其思想內涵已與《史記》大相徑庭。李百藥《北齊書》設《恩□傳》，“恩□”意為“得寵□進的小人”，而傳中所敘多是出身寒門、榮登高位的人，表現出史家是站在高門貴族的立場，對這些人采取鄙視的態度。但作為史家，他們還是詳細記載了寒士、庶族的興起，反映了史家敏銳的曆史眼光。同時也記錄了南朝時期，門閥世族走向衰落，大量寒士通過各種途徑走上政治舞台的政治現象。《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北齊書》等都有這方麵的記載，如果把南朝諸史相關的類傳合觀，這種趨勢就更明顯了。趙翼由此得出“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25】的規律性認識。他還從《後漢書》所設類傳中，即《黨錮》、《獨行》、《逸民》等傳，總結出“東漢尚名節”【26】的認識。宋祁修《新唐書》列傳，比之《舊唐書》，類傳中作者根據唐代的社會狀況，增補了《公主傳》、《藩鎮傳》，較詳細地介紹了當時唐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和唐代藩鎮的情況。《元史》設《釋老傳》反映了元代宗教開放、中外文化融合的一些情況。此外，《宋史·道學傳》、《清史稿·疇人傳》等，都是以類傳的形式集中反映了某一時代或皇朝的曆史特征。
（二）曆史思想的變化
各史所設《孝義傳》、《忠義傳》、《死節傳》等，名目不同，單從史家記載的側重點可以看出各個時代社會風尚和史家思想的變化。孝是對父祖長上盡孝道，兄友弟恭是為友，義則是對鄉鄰及更大範圍人群的照顧。沈約《宋書》在類傳中首創《孝義傳》，標榜“孝行”、“孝廉”，這反映了魏晉統治者提倡的“以孝治天下”遺風猶存。如《孝義傳》後論所說：“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新唐書》的“忠義傳”、“死節傳”主要表彰臣子對主上的忠義和氣節，為鞏固皇朝統治建立了一套倫理秩序和氣節風範。《清史稿·孝義傳》寫了葉成忠、楊斯盛、武訓三人，他們都是從貧困底層奮鬥，致富後開辦福利事業的一類人，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一些新變化，他們的義行與傳統社會有些不同，帶有近代民主思想的意味，把他們放入孝義傳，說明人們對孝義理解的變化，是有近代意義的。
（三）文化的傳承與認同
元人編宋、遼、金三史，除《宋史》外，都是由少數民族皇朝統一修撰的前代少數民族皇朝曆史，從它們的類傳設立可以明顯地看到他們對漢族思想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遼、金兩朝都建立了修史機構，在翻譯漢文經史方麵成績也很突出。其中《史記》、《漢書》、《新唐書》等，對他們的修史思想是有很大影響的，這在《三史凡例》中有明確的反映，它說：“三國各史書法，準《史記》、《漢書》、《新唐書》。”關於列傳，它強調“金、宋死節之臣，皆合立傳，不須避忌。”比較遼、金史與前史所立之目，它們與《新唐書》的立目似乎更為接近。因為《新唐書》類傳立目在正史中是門類最齊全的，它承《南史》的《賊臣傳》，而立《奸臣》、《叛臣》、《逆臣》三傳；仿效《後漢書·獨行傳》而立《卓行傳》，並與《新五代史·一行傳》呼應；它升《忠義傳》為類傳之首，與《新五代史》首敘《死節傳》、《死事傳》相一致。這些撰述和編次上的處理，是歐陽修宣揚“《春秋》之法”撰述思想的直接體現。同時，也深深影響了宋、遼、金三史的編撰思想，表明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文化教育在民族融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27】另外，《新唐書》修撰之時，北宋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故作者對唐末農民起義的攻擊不遺餘力，而使黃巢廁身於《逆臣傳》中，單從這一點看，歐陽修的史學思想與司馬遷是無法相比的。可是，這種正宗史學觀念在官方修史的體製下有很大影響，它們借此宣揚皇權統治的合理性，是史學與政治相互關聯的一種表現，也反映出史學與多民族曆史文化融合發展的關係。
除司馬遷類傳編撰的影響外，還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類傳編纂傳統的形成：一是官府提倡。史書官修製度為類傳的撰寫提供了有利條件，官方組織編寫類傳的目的首先是總結和繼承政治經驗，以維護統治和社會穩定；其次是為官吏選拔、考核、管理提供保證；三是為傳播政治文化觀念，移風易俗。總之，強烈的政治觀念，促成曆朝政府十分重視史書傳記的編寫。【28】《隋書·經籍誌》“雜傳”論述了官方修傳製度，記曰：“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自公卿諸侯，至於群士，善惡之跡，畢集史職。”對於士庶人，官方也有留意。鄉裏組織的“族師，每月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史意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這種說法是對古人之製的描述，具體情況我們不得而知，但說明雜傳的來源。《唐會要》卷六三《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所開列的需報送史館的事項中就有“祥瑞”、“天文祥異”、“孝義旌表”、“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等。這些材料為正史類傳的編撰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二是雜傳興盛。魏晉以下，“品藻人物”，提倡“名教”，講究“風化”，推動了各種別傳的撰寫。《隋書·經籍誌》雜傳類著錄的有高士、逸士、逸民、高隱、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列女、美婦等傳，都屬於“類聚區分”的形式。說明史學與社會的接觸麵更廣泛了。《隋書》沒有對雜傳分類，《舊唐書》則將“雜傳記”分為10幾類：褒先賢耆舊、孝友、忠節、列藩、良史、高逸、雜傳、文士、仙靈、高僧、鬼神、列女等。此外，越來越多的文集中也收錄各種傳記，成為史家撰寫列傳的資料來源。
我們可以說《史記》開創的類傳反映了古代史家著史“以觀風俗”的願望，因此類傳相比其他類型的傳顯得文采不夠，這主要是由它的功能決定的。後來史家大都能理解類傳的這一特點。直至近代，魏源重修《元史》，成《元史新編》，將類傳的方法和曆史分期相結合，使類傳的史學方法得到新拓展。梁啟超也主張用類傳的方法改造二十四史。他們這些實踐和主張反映了社會發展的要求，直至今日，類傳的傳統不僅沿用不衰，而且有日趨興盛的趨勢。【29】各個學科領域的傳記幾乎都在運用這種方法，如史家傳、科學家傳、文學家傳、發明家等等，都反映了類傳傳統的強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