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把自己的史論單獨編行於世，預示著史論單獨作為一種文體開始流行的趨勢出現了。南朝梁人昭明太子蕭統輯前代文章為《文選》，其中專立“史論”一目，分上、下兩卷，卷四十九收入班固《漢書·公孫弘》讚，幹寶“晉武帝革命”論、《晉紀》總論，範曄《後漢書·皇後紀》論，卷五十收入《後漢書》二十八將論、《宦者列傳》論、《逸民列傳》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恩幸傳》論。共計9篇。收入這些史論的原因，蕭統在《文選·序》中有說明：
至於紀事之史，係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
他收錄史書論讚是著眼於其“綜輯辭采”和“錯比文化”的藝術性。在他看來，史書論讚凝聚了史家對史事的思考和對曆史的看法，並且文辭表述也很出眾，有較高的藝術價值。這種認識無疑使史論在藝術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史論的藝術價值開始得到普遍的重視。由於《文選》是我國第一部文章總集，在後代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後來文章總集有很多都把“史論”單立一目。可以說，《文選》對史論的重視和理解，在推動人們關注和探討史論方麵，起了積極的作用。劉知幾推崇班固、幹寶、範曄等人的論讚，大抵是受了《文選》的影響。
在史論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都得到重視的情況下，人們對《史記》“太史公曰”的評價開始有了轉變。從唐劉知幾以後，宋鄭樵、倪思等都對《史記》“太史公曰”有很多評論，但大多不甚恰當。到明清兩代，《史記》論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很多史家對此都有評論，其中不乏貶低之辭，但主要是從各個方麵肯定《史記》論讚的成就。除此之外，還應該看到，《史記》史論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更加深廣了。清代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吳楚材、吳調候編的《古文觀止》，餘自明的《古文釋義》，李扶九的《古文筆法百篇》等古典文學通俗讀本，都紛紛選錄《史記》論讚。清代儲欣還編有《史記選》，選錄了《史記》論讚。徐永勳、吳振乾、董南紀等在《史記選·例言》中說：“史公論讚，是非不謬於聖人，而俯仰抑揚，神味無盡，韓、歐陽並心摹手追，學者稍能□染，便已跨越流俗。”說明當時《史記》論讚已得到一般學者、文人和史家的普遍喜愛，模仿司馬遷作史論竟成為一種時尚。與這種選錄、評抄、摹寫《史記》文章的風氣相應，人們對《史記》史論的評價也更加公允和全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