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是指史家對於自己或他人記述的曆史所發表的評論【1】，是史家表達曆史見解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國史書很早就有史論的形式，如《左傳》中的“君子曰”、《公羊傳》中的“公羊子曰”、《穀梁傳》中的“穀梁子曰”、《史記》中的“太史公曰”等。《史記》中的評論，就表現形式來說，有兩種：一是寓論斷於敘事，即把史家的評論滲透在敘事的過程中；二是以史家或史官的的身份，直接發表評論，稱“太史公曰”。這種情況，在《史記》中的運用比較靈活，或在篇首為序，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或首末兼有【2】。由於篇末論最常見，因此“太史公曰”就成為《史記》論讚的統稱。《史記》首先在紀傳體史書中設置了“太史公曰”的史論形式，得到後代史家廣泛的響應，曆代正史中不斷出現各種形式的史論，表現出史家對史論的重視和開拓，可以說，“太史公曰”對我國史論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在中國古代史論發展過程中，還有專文和專書的形式，如柳宗元的《封建論》、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及《宋論》等，都是很有影響的名作。我們這裏談的，主要是“太史公曰”這種以序、讚形式出現的史論。因其數量較大，並對後代史書有較大影響，我們可以從後人對史論的創作和評價中研究中國史學史論傳統的形成和發展。
第一節 “太史公曰”與史論傳統的形成
《史記》的“太史公曰”是對前代史論的繼承和發展，而在以序、論、讚構成史論體係方麵，表現了他對史論形式的新創造。這一點前人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了【3】。白壽彝說：“《史記》在史論上有繼承《左傳》、《國語》之處，但無論在使用的範圍上、深刻的程度上和形式的多樣上，都比後者大大地發展了。”的確如此，從《左傳》偶爾為之的“君子曰”到《史記》中係統的多樣的“太史公曰”，僅從形式的變化上，就可以看到《史記》對史論的創造和發展。“太史公曰”中表達的豐富的曆史思想有關於曆史進程方麵的，還有關於重大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方麵的，這些反映了史論內容深刻性的進步。正因為《史記》史論呈現出如此靈活多樣的形式、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及含蓄雋永的審美效果，後代史家開始對史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史論成為史書中十分受重視的一種體例。
史家對史論的重視，在曆史撰述和曆史評論中都有突出反映。繼《史記》之後，班固著《漢書》把篇末之論辭改為“讚”，名稱不同，但從其史論內容可看出是對《史記》有意識的繼承【4】。尤其是對秦末漢初史事的評價，《漢書》多依傍《史記》。如對項羽的評價，就是《漢書》從《史記》中照搬來的。清人趙翼就指出：“司馬遷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仿之，亦於各紀傳後作讚。是班之讚即遷之論也。”【5】除此之外，班固還對《史記》的史論進行了評論，他說司馬遷“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雖然他在這裏批評了司馬遷，由此卻說明他是重視司馬遷的史論的，並且注意從“太史公曰”中了解司馬遷的思想傾向。這已在不自覺當中發掘了“太史公曰”這種史論形式的思想價值和史學價值。在表述風格上，《漢書》論讚別開嚴密整飭、典雅高華一派，這種風格在齊梁時期尤其受歡迎。劉勰評其“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6】。直到唐代齊梁文風尚有餘續，劉知幾誇讚班氏論讚“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詁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7】。這種評價與當時文風的審美趣味有關，大抵較符合上層統治者的口味。這也說明，《史記》史論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在那時還沒有得到更多的重視。
到了南朝範曄著《後漢書》，他非常重視史論的寫作，並從理論上對史書史論撰述的要求和價值進行了專門闡發，注意史論成為《後漢書》的一大特點。可以說，範曄這種進行史論撰述和評論的自覺意識標誌著史論傳統的形成。這從他《獄中與諸甥侄書》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說：
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讚於理近無所得……吾雜傳論，皆有精義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嚐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複未果。讚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8】
範曄認真研究了前人的史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關於史論形式、表述和作用的深刻理解：在此他提到了很多史論形式：後讚、傳論、序論及卷中發論等，功能各不相同。序主要是指陳形勢、敘說世變，有時要表明作者的義例；論主要是評論曆史人物的是非得失，及分析曆史事件；總在紀傳正文之後等，範曄都區分得很清楚【9】。就表述要求來說，他也提出了兩條標準，即“精義深旨”和“筆勢放縱”，前者指史家的思想，後者指史家的文采，根據內容不同而各有側重；對於史論的作用，範曄提出了“正一代得失”的要求，他認為，史家發論不是徒逞文辭之空言，而是要評定得失，使人們對社會曆史的發展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可以說，範曄已經從理論上初步總結了自馬、班以來史論的發展，並且提出了更加明確係統的要求。這在史學評論發展史上是很重要的。據《隋書·經籍誌》載，範曄曾把《後漢書讚論》編為4卷，希望後學有賞音者，可見範曄對史論的重視和提倡。由於受六朝文風的影響，範曄史論有偏重辭采的傾向，但總的看來確實有很多富於思想價值的名篇。如《宦者列傳》後論、《逸民列傳》序等，都能打破斷代的局限，考察某一社會曆史現象的發展曆史，總結規律，評定得失。劉知幾認為，《漢書》以下，史書論讚“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幹寶、範曄、裴子野是其最也”【10】。言外之意，範曄史論是華實相間、文理兼備的傑作。範曄此處雖未提及司馬遷，但他很多類傳序讚都言明宗司馬遷史論而發，他們在思想上有繼承關係。而其“筆勢縱放”、“奇變不窮”的特色，又明顯可見“太史公曰”的影響。趙翼說：“範書論之後有讚。讚之體用四字韻語。自詡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辟。實則仍仿《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下以滅其踵襲之跡耳。”【11】我們說，範曄的獨辟之處就在於他的“踵襲”，他自覺地總結和繼承了司馬遷、班固的史論，並在撰述實踐中有所創新，大加提倡，使重視史論成為後來史書的一個鮮明特色，史論傳統由此形成並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