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餘論：關於史表的繼承與創新
近現代學人對《史記》史表的研究和應用，仍沒有停止。史表的編纂和研究工作是隨著新通史的編纂工作而逐步展開的。
近代編著新史者，莫先於章太炎和梁啟超，他們繼章學誠之後，都主張對紀傳體加以改造創造新的通史【55】，而且都強調了史表一體在紀傳體通史編纂中的重要性。章太炎在他所著《□書》中有《中國通史略例》【56】一篇，所記新通史欲撰表5卷，“首以帝王，以省考紀，複表師相，以省別錄，儒林、文苑，悉數難盡，其纂述大端，以見於文言、學術二典，斯亦無待作傳，故複列《文儒表》，略為第次，從其統係而已。方輿古今沿革，必為作典，則繁文難理，職官亦爾。孟堅百官公卿，上於列表，一代尚然，況古今變革，可勝書耶？故於《帝王表》後，即次《方輿》、《職官》二表，合後《師相》、《文儒》，為表凡五雲。”可見，章太炎作表主要是發揮史表“配合紀傳，省文備闕”及清晰條理的作用，用以記載次要人物和紛繁的史料。約略與章太炎同時，梁啟超也於1901—1902年醞釀寫《中國通史》，他擬定的通史體例，有“載記”、“年表”、“誌略”、“傳誌”四體。已寫成的史表有《春秋年表》、《周代列國並吞表》、《戰國年表》等，都附在相應的載記之後。“載記”敘述一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曆史大勢，“年表”則配合載記。此外，他還作有《春秋夷蠻戎狄表》、《先秦諸子表》、《佛教大事表》等。這些作品都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至五十一。而這些成績都是在他深入研究司馬遷的史表、並對撰表傳統廣泛了解的基礎上作出來的。
梁啟超對《史記》開創史表的功績深表欽服，他說：“自《史記》創立十表，開著作家無量法門。”更重要的是，他還對《史記》史表的類型、作用及義例作出了精當的分析：
史公仿周譜作十表，宜為史家不祧之大法。踵起諸史或私家著述，歲力不逮，且付闕如；或史臣無識，遂從刪汰。其演沿襲者，則亦泰半。雖然《史記》十表，表事者四，表人者六。有表事者，故本末□然，得失章顯；有表人者，故□列無遺，立傳可省，文簡事增，莫良於是。後之作者，惟踵人表，舍棄事表，史公精意隳其半矣。且《史記》事表之例，為世表者一，為年表者一，為月表者一，世遠則簡嚴，代近則詳盡，凡茲義例，具有權衡，後史不審茲義，故表文所列，殆同點鬼，讀者恐臥，又何怪焉？【57】
由此，他還進一步論述了《史記》史表的影響：“鄭樵《圖譜略》益推闡其價值。《史記》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後人乃漸以應用於各方麵。如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將全部《左傳》事跡，重新組織一過，而悉以表體行之，其便於學者滋多矣。”【58】基於這種認識，梁啟超主張修清史“惟有規複馬書表事之法”，並將擬作之表分為“事表”14篇和“人表”10篇，還特別強調“事表”要遵從史遷“詳近略遠”的義例。可見，梁啟超對《史記》史表的理解和運用，是在自覺地繼承和發展史表編纂的傳統，這在近代史家中是很突出的。實際上，梁啟超自己就是造表用表的大家，他說：“吾平生讀書最喜造表，頃著述中之《中國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餘。我造表所用之勞費，恒倍蓰什伯於諸書。竊謂凡遇複雜之史跡，以表馭之，什九皆可就範也。”【59】他自知作表的甘苦，對表的益處自然深有體會，因此，他主張要學習古人造表之例，創作或改作各種表。他評班固《古今人表》時說：“我們看來，單研究漢朝的事跡，此表固無用處；但若援引其例，作為種種人表，就方便得多。後來《唐書》方鎮表、宰相世係表，其做法亦很無聊。攻擊的人亦極多，一般讀《唐書》的人看表看得頭痛。但是某人某事，旁的地方看不見的，可在《方鎮表》中查出，我們認為是很大的寶具。章實齋主張擴充《漢書·古今人表》、《唐書·宰相世係表》的用意，作為種種表，凡人名夠不上見於列傳的，可用表的形式列出。‘人名別錄’亦即可為其中的一種。章氏所著幾部誌書，人表的運用都很廣。所以人的專史，人表一體，亦很重要。”他還舉例講，可用表的方法作《複社人名表》、晚明《流寇人名表》；或將各史《儒林傳》，改成《儒林人名表》，或以所治之經分列，或以傳授係統分列，便可以用較少的篇幅記載較多的事實。諸如此類，運用可以甚廣【60】。這是梁啟超化腐朽為神奇的一種方法，他認為有些表在當時看可能沒有太大價值，那是撰者沒有運用好，不是表體沒有價值，後人可以變廢為寶。他這些觀點，與章學誠“救其弊而善所用”的主張有相似之處，但梁啟超重視史表，是基於這樣一個認識：善治史者，不徒致力於各個事實，而最要著眼於事實與事實之間的聯係。就是說，梁啟超要通過史表來體現一種聯係的、發展的新思想，他是在新的史學思想的指導下重視史表的，而表似乎是以最簡潔明了的形式體現了這種撰述思想。這也是近代史學所帶來的辯證發展和聯係的眼光，為史表提出的新的時代使命。除此之外，近代魏源所撰《海國圖誌》中有《西洋各國教門表》、《中國西洋紀年表》、《中國西曆異同表》等表。黃遵憲所著《日本國誌》，在其《食貨誌》、《兵誌》、《物產誌》、《地理誌》中共設表118個。他們以表格的形式再現了日本近代改革進程及重大事件，使急欲“睜眼看世界”的國人對外國有了一個總體的了解。他們在史表的編纂思想和體裁上繼承和發展了《史記》所開創的優良傳統，這對今天的世界史撰述和研究仍是有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