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清人關於史表之研究與撰述的成就
清代學者對史表的重視，突出地表現在他們對史表受冷落原因的分析上。清初以前，學人對史表的認識主要有幾種傾向：或隻讚其表序文辭，或辨正事實，或者越過不觀。如康熙中吳非在《楚漢帝月表序》中所指出的，“凡讀司馬史者，讚其詞章，於所立表多忽之”。康熙末年，梅文鼎給汪越《讀〈史記〉十表》作序時說：“經生家之讀《史記》，或取其筆墨之高古以為程度，或征其事實之詳該以資辯議；至於諸表各有小序，讀者未嚐不愛其文辭，而表中所列之經緯次第，初無寓目焉者，蓋有之矣，又何暇深加討論乎？”徐文靖則進一步指出這是古今《史記》研讀者的通病：“後世讀史者，於史表不便省覽，即覽矣，孰是鉤深索隱，心解神悟，多所征發者；大約十表空格遼闊，文義錯綜，不耐尋討，亦古今學人之通病也。”【15】當然，表經緯相牽的特點，也在客觀上限製了它的流傳，如夏燮所說：“其文省事棼，其旁行斜上也，經緯相牽，或連或斷，故其阡陌可尋而行幅易亂。”【16】認清了這種情況，清代很多史家致力於糾正不重視《史記》十表的傾向，並注重闡發史表的特長。
關於《史記》的評論在明代已經很興盛，清代更是《史記》研究的鼎盛期。清人一麵整理前代史家的論述成果，一麵在綜合前人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史表研究方麵的代表人物可推乾嘉時期的梁玉繩，他綜輯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等人的成果，花費19年工夫作成《史記誌疑》，主要就一些有爭論的問題進行辨析，作出判斷，極為精審。故有關《史記》的一般爭論性問題都可以從中尋到解答線索。而其中關於《史記》十表的考辨就占全書的的1/3，可見其對十表的重視。除此之外，康熙時的汪越和道光時期的潘永季也在研讀評論《史記》十表方麵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汪越作《讀〈史記〉十表》，專門評論《史記》十表各方麵的成就，為後來人們對《史記》史表進行深入研究樹立了楷模。潘永季的《讀史記劄記》，主要是對《史記》十表及《貨殖列傳》等進行闡述。他對十表的研究，緣於鄭樵對《史記》表的評價：“《史記》一書，功在十表。”他認為後人從未闡發過鄭樵這句話的真實所指。從他對《史記》十表的強調來說，他的《讀〈史記〉劄記》可以說是繼汪越之後又一種評議《史記》表的專門之作。他們的研究和編纂活動使人們對《史記》所創立的史表的作用認識得更加全麵，並且從中總結出應用史表的理論，這在很大程度提高了《史記》史表在編纂學上的意義和理論上的價值，為這一傳統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概括說來，清代學者對《史記》史表的研究，有如下幾個方麵的成就。
（一）對《史記》史表作用的認識
1.記大事以觀盛衰大旨、天下大勢
《史記》十表的重要作用之一是突出朝代盛衰敗亡的變化和社會發展大勢，這個觀點由宋代學者發端，已如上述。後又有明代學者多方闡釋，如茅坤說：“孔子作《春秋》，而太史公得因之以表十二諸侯本末盛衰之跡也。”【17】陳仁錫說：“《十二諸侯》、《六國》、《漢興諸侯》表年為經，國為緯，所以紀列國之盛衰興壞損益也。”【18】甚至有學者以是否展示盛衰大勢為標準，來評判《史》、《漢》之優劣。黃履翁說：“夫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略，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彼班氏之表何如哉？侯表徒列子孫世數之繁，官表徒書公卿拜罷之日，是特聚諸家之譜牒耳，未聞有發明一代之意也。”這是對《史記》十表思想內容的闡發，既對司馬遷著史之意較為合理的解釋，也是對史表顯示一代興衰之功能的肯定。
在此基礎上，清代史家和學者，提出了作表以觀天下大勢的總原則。首先是汪越，他針對唐宋史家多用褒貶義例解釋《史記》書表之法的傾向，提出了研讀史表的正確方法和指導思想。他在列舉了司馬貞、張守節、王應麟等對《史記》表的評論後，指出：“表者紀月編年，聚而為繪圖指掌，經緯縱橫，有倫有脊。其書法謹嚴，幾於《春秋》，大義數千，炳若日星矣。至所不言，尤寓褒譏，未易測識，後人欲穿鑿立論，複所未安，誠會本紀、世家、列傳，窮厥事理，當自得之。”【19】他認為，《史記》十表經緯縱橫、條理明晰，在書法謹嚴上，確實有與《春秋》相通的地方，但讀表之法，應該將表與世家、紀、傳等體例合看，而不應單憑褒貶義例亂加揣測，這樣才能對司馬遷蘊寓其中的識見有正確的認識。近人劉鹹□對他這種觀點予以肯定，說：“史表所以明事勢，非以褒貶，一切推測爭論皆所謂徒勞耳。”【20】汪越還運用這種方法，得出司馬遷各表的撰述宗旨是觀天下大勢的結論。如他評《惠景間侯者年表》為“以四朝事勢為主”；“觀《王子侯表》合《漢興以來諸侯表》，究其終始，此西京二百三十年之大勢也”；“讀《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據此，汪越比較了《漢書》和《史記》作表的不同。他說：“《漢書·百官公卿表》詳一代之官製，《史記》但表相與將、禦史大夫，意在論事知人，以備勸懲，故舉其大者，不在備官。若曰於此得賢任職，斯可也。”【21】就是說，《史記》各表主旨是記載大事或重要人物，以備勸懲，與《漢書》詳備官製的主旨不同。從後代典章製度的發展情況來說，可能《漢書》的影響較《史記》為大。但自《史記》首創表體以來，人們作表無不以《史記》為高標，或闡發曆史進程，或精研著史之法，於史家思想境界之提高，非班史可比。這一點可從表對其他史體的影響上看到。清後期潘永季評《史記》史表，則把表和朱熹《綱目》體相聯係，曰：“朱子《綱目》凡例，凡正統命官，曰以某人為某宰相，皆書。漢丞相、相國、三公，及權臣秉政者，皆書；禦史大夫因事乃書。自永初元年以後，三公因事乃書。依朱子此例，則作史者於宋之兩府，明之入閣諸臣，故當有裁斷矣！朱子蓋用史公法。”朱子《通鑒綱目》之“綱”是以時間為序所作史事提綱，便於作者借助綱之書法寓其褒貶之義，闡明著史的目的。“目”是對綱的具體敘述。這種史體的特點是綱目清楚，文簡而旨深，這也正是表的優長，潘永季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史公法”的影響。汪越和潘永季雖然並未完全擺脫以《春秋》筆削看待《史記》的思想傾向，但他們強調了史家的編纂思想和宗旨在史表編纂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是值得肯定的。
其他很多史家也強調這一點。緊接汪越之後，牛運震提出：“表主著年以事附之，自宜摘取會盟征伐興衰成敗大事列於篇，要以簡要明晰為貴，一切間文細事，均宜從略。”【22】以此為標準，他認為《漢書·古今人表》、《唐書·宰相世係表》、《宋史·宗室表》，都有“別門分類，過為繁蕪，而表其所不必表”的缺點。邵晉涵評《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敘次天下形勢厄塞，了如指掌”【23】。都是說《史記》表能顯示天下大勢。這種認識實際上是對表的思想內容提出了要求，至於什麼樣的事情才屬於能展示形勢的“大事”，這取決於撰表者的史識，即他對曆史發展進程的總體把握和通觀全局的認識。從這一點來看，以此來評價史表優劣是有道理的，但這並不是惟一的標準。
2.與紀傳相配合，以補缺備文
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六說道：
蓋表所由立，□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即係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裏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與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愈表載之。年經月緯，一覽了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其失始於《三國誌》，而範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範書為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
顧炎武從《史記》、《漢書》的史表總結出表與紀傳相配合的原則和方法，認為表可備傳之闕漏，因此表立則傳文可省。此後，汪由敦、牛運震等人都闡發了這個看法【24】，而以牛運震發揮得較為係統。牛運震首先批駁了劉知幾對《史記》表的批評，指出：
史之有年表，猶《地理誌》之有圖經，族譜之有世係也，昔人推之，以為史家本源冠冕。蓋事繁變眾，則年月不能不詳；世積人多，則傳載必不能備。年表者，所以較年月於列眉，畫事跡於指掌，而補紀傳書誌之所不及也。況年表既立，則列傳可省。如高祖功臣百有餘人，有《功臣侯年表》，則一百餘人之功績履曆官爵封邑傳國失侯，詳悉具備，檢圖可得也。建元以來侯者七十二國，亦同此論。若無年表，則高祖功臣侯者百有餘人，寧當為百有餘傳乎？建元以來侯者七十二國，寧當一一悉為傳乎？此《史記》之有年表，其命意不可及，而其立法為不可議也……而劉知幾《史通》以為史家列表，徒滋繁費，得不為益，失不為損，考其立說，不亦誣乎！
《史記》十表，誠不易作。其間橫行直屬，正書旁注，此中極費苦心，真有井□繩貫之妙。文章之間架結構，經緯縱橫，即於此可自得之，殆所謂無言之文乎！【25】
牛運震從表的起源談起，認為史之有表由來已久；又從曆史發展的需求，指出表作為史體，正適宜反映事繁變眾、世積人多的曆史狀況。總之，表體之存在與發展是無可非議的，而《史記》的十表就是發揮史表作用的代表作。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史記》十表自具“間架結構，經緯縱橫”，是“無言之文”，實際上他揭示了史表一體可獨立為一種史書體裁的意義。可以說，牛運震不僅看到了史表在內容形式上的獨特價值，還看到了史著和史學相互影響的關係，因此得出較前人更為係統的認識。
受此說影響，有些史家把是否配合紀傳，補缺省文，作為評定史表優劣的標準。如趙翼評《遼史》表：“遼史最簡略……然其體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則傳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類，有功罪大者，自當另為列傳，其餘則傳之不勝傳，若必一一傳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於表，既著明其世係官位，而功罪亦附書焉，實足省無限筆墨，又如內而各部族，外而各屬國，亦列之於表；凡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之事，皆附書其中，又省卻多少外國等傳。故遼史列傳雖少，而一代之事跡亦略備。”【26】這種情況說明，《史記》以來輕視表體的看法已得到扭轉，從而引起人們重新認識史表的價值。
3.斷代為表，以明一代曆史進程
司馬遷所著《史記》十表，蘊含了曆史分期的思想和方法，這已為近現代學者所公認，隻是在司馬遷將曆史分為幾個階段的問題上，尚有爭議【27】。其實，清代學者已經對司馬遷十表的分期思想有所闡釋。潘永季根據《太史公自序》所說“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的話，指出“十表主於紀年”，世表、月表都是紀年的一種形式，隻不過詳略不同。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史記》十表所代表的不同時段和上下貫通銜接的關係。他說：“《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三篇紀年相接，起共和元年至武帝太初四年，凡七百四十一年。”而共和以前，“史公於共和以前不詳其年，故作《三代世表》”。這樣四表相續，就成為劃分曆史發展階段的分界點：